“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无期至一年半不等刑期”，或许能增加百姓心中踏实的分量，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解救出来的孩子落得个“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境地，却无法驱散人们的忧虑。客观地说，“拐卖不息、打拐不止、儿童无家可归”恶性循环的形成，既是法律问题，也是技术问题，还是道德问题。正因如此，每次类似事件出现，公众或抱怨对人贩子量刑太低，或批评警方防控体系的孱弱。

　　而这其中，喊得最响亮的声音，莫过于要求严肃治理买方市场、严惩买方。这道理当然没错，因为按照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一个轻飘飘的“免于刑责”，便能成为万千收买孩子家庭的“尚方宝剑”；一个法律上明晃晃的瑕疵，自然而然便“成就”了拐卖大军的“肆无忌惮”。

　　不过，在满足于“没了需求，供给也就没了市场，堵死了孩子的去路，自然也就没了人贩子”的逻辑推理之外，笔者更为关心的是，这“需求”从何而来？从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出，除了无生育能力的夫妇充当了“买主”外（这部分人本可以通过收养程序来完成），相当一部分买主是出于延续香火的目的，从人贩子手中购买了男婴，且这部分人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这其实是“养儿防老”传统意识、观念在作祟。

　　再深究一步，这“养儿防老”观念的形成其实是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缺席相伴而生的。现实就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农村和农民作为“计划剪刀差”的受害者，在养老问题上，并不能像城市公民那样纳入养老保险体系，也不能像市里养老机构那么健全，更多农村的老人还只能够以子女赡养为依托，更确切地讲，是以“子”为依托。

　　当然，公众可以说这是封建残余思想，甚至愤怒地拿起道德大棒胡乱敲打一番，但在现实的养老送终与未来可能的无依无靠之间，即便钱财散尽，即使风险有加，甚至冒着触犯刑律的危险，他们也会“乐此不疲”地“买”孩子，储蓄好一生“养老”的资本，从而成为被拐孩子的“需求者”。

　　其实，将被拐儿童“还买主”救不了孩子，而打击人贩子也好，严惩买方也罢，法律制度固然要硬起来。但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决策者，必须将构筑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尽快全面铺展开来、完善起来。相较于完美无瑕的法律，一个因农村人而立的多角度、全覆盖的社会救济、补助体系同样值得期待——只有“严惩买方”与健全养老体系相结合，才是整个社会和谐的方向。图／王成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