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例》彰显“以人为本”

　　本报通讯员 娄正前 本报记者 方良龙

　　长久以来，地方立法出现诸多问题，从源头上来说，还是对地方立法的性质和特点认识不清。我市立法人认为，对于非遗，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其文化主体——传承人。因此，《条例》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立法目的，围绕代表性传承人的工作多做文章。

　　首先，制定本《条例》就是为促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队伍建设，鼓励和支持各方力量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相关保障。因此，《条例》第四章的名称由“传承保障”改为“服务保障”，从而增强非遗工作的服务性质，并在该章增加两条，强化政府在队伍建设、传承基地、专业人才培养、特色教育等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

　　其次，《条例》制定过程非常尊重传承规律。有意见提出，草案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超过两个代表性传承人”；草案第二十三条规定：“年满75周岁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授予荣誉代表性传承人称号，给予一次性补助，不再领取代表性传承人固定补助”。这些规定不利于传承工作和非遗文化发扬光大，建议取消限制条件。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国家的法律法规均未将年龄作为退出条件，如果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年龄、数量进行限制，不利于提高其传承工作积极性，也不利于非遗传承传播活动的开展，与地方立法目的相违背；此外，实践中非遗传承人并不存在数量限制，传承人数多一点，可能反而有利于老中青结合，有利于避免非遗项目传承的“世袭”现象。最终，上述条款被删除。

　　第三，为改变当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普遍待遇低下的生活状况，同时也为后续人才培养提升动力，《条例》着重明确以下几点：一是提供配套的经费保障，《条例》规定，对于濒危项目，急需抢救性保护的，开展传承、传播工作确有经济困难的等情况，市本级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资助，以体现政府的责任；二是搭建交流和培训平台，《条例》规定，代表性传承人享有参加文化主管部门组织的培训、对外交流等活动的权利，同时也要求其积极参加非遗公益性宣传推广、交流研讨、展示表演等活动，这样规定不仅让同行业技艺在社会上展演宣传，更提供了传承人之间交流切磋的机会；三是建立和完善传承资料，《条例》第二十条要求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协助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对原创作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维权。

　　第四，《条例》进一步规范了传承机制。非遗保护工作首当其冲是活态传承，故培养后继人才是传承人的首要工作。《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队伍的建设”；第十八条进一步从总体上作出要求，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非遗保护工作的队伍建设，培养非遗保护、研究、传承等各类专门人才；《条例》也规范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申报条件、承担义务和享受权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