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图书出版便捷，品种日益丰富，家里的书房总在不断增添新书。面对各种装帧精美的图书，我却总是忘不了很多年前的那段往事。

　　因为对书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爱，中学时代，我曾经疯狂地自制“书籍”。

　　生活在农村，家里藏书极其有限。为了增加自己的“藏书量”，我只好自己动手“做”书。办法有二：一是将剪报粘贴成“书”，二是手抄资料成“书”。

　　中学时代，我的课余时间都花在捡报纸上面。有些破损的报纸，保存不便，就取其精华，将有用的部分剪下来。时间一长，资料就多了，翻阅、查看便越来越不方便。这时，我便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将它们“文以类聚”，粘贴成册，像出“丛书”般。这些自己制作的孤本“书”，分生活类、文艺类、科技类等，五花八门，样样齐全。那几年，这类“书”我几乎坚持每月“出版”一册，而且给它们编上了“统一书号”。为了使它们美观些，在编排上可得费尽心机，才能做到每页数篇文章刚好吻合成一个整体。我想，报社的工作人员也没我辛苦，当时便很盼望着编辑同志能方便我剪报，尽量把每篇文章排得方正些。

　　与剪报“辑”书相比，手抄“制”书的经历更值得我引以为豪。读中学时，我有个不错的阅读习惯：借人家的报刊书籍，见到自认为有价值的，必抄录之。起先因为没有“出书”的预见，抄得很潦草。后来数量多了，感到很有必要按内容整理成册，于是便越抄越工整，最后干脆将前头不工整的几册重新抄录一遍（称为“再版”）。那时，正宗的教科书没读到多少，“杂牌”书刊倒是一册接一册地借阅，时间浪费不少，试卷上不考的“见识”也增长了不少。记得有一年寒假，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得一部《唐宋词鉴赏辞典》，如获至宝，没日没夜地抄，连春节这天也不例外，二十来天假期过去，一千多首词也被我一首不漏地抄完，还编为上、中、下三册。开学还书时，右手中指已被钢笔压得起了厚茧。

　　读初三那年，正值全国各地通俗文学刊物泛滥之际，我很不小心地迷上了武侠小说。年轻人果然有激情，读得多了便想一试身手，笔名也取好了，就叫“全庸”（意思是比金庸还差着两点）。尝试着写了几章，困难就来了：自己不学武术，每逢小说中侠士过招时，场景描写总是“活”不起来。咋办？想出了一个笨法子：做笔记。大约两年时间，我将数十部武侠小说中的武打场面描写、历史地理知识都抄了下来，每逢“写作”卡壳时，便翻到其中一段模仿几招。这样一来，这所谓的“小说”还真“活”起来了，有关笔记也积累了十几本。

　　大约四五年时间下来，我剪辑了二十多本铅印的书，手抄本更是多达数十册，所抄字数在百万以上。后来读大学中文系，有些同学惊诧于来自乡野的我在文史知识方面颇有“博览群书”的嫌疑，我将当年制书的经历如实道来，闻者无不咂舌。

　　当然，读大学后，书籍多了，也有条件买些书了，自制书籍的历史便自然终止了。当年那些“书”，剪报本因为太粗糙，且已“书老纸黄”，我早已废弃不用，后来干脆塞进老家的灶膛；手抄本则因为付出心血太多，至今仍珍藏在书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