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想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孩子想要一双白球鞋，你可能会说这是今天的孩子和上世纪80年代的孩子。余华告诉我们，我们错了，他们都生活在现在，只不过一个是北京的孩子，而一个是西北的孩子。余华痛惜地写道：“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我们用四十年完成了欧洲四百年的壮举，然而，我们也在历史的错位间感受着巨大的差距。余华把自己所感所想写成了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以此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余华是牙医出身，写的东西就像拔牙那般苦痛，总能撕扯着我们身上的某根神经。像《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一家，饥饿中画着饼，苦中作着乐；像《活着》，饱经沧桑的徐富贵，在亲人一个个离去之后，仍坚强地活着；像《在细雨中呼喊》，诙谐之中掩藏不住的苦涩；像《兄弟》，用光怪陆离的情节来照应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现实；像《七天》，用创世纪的方式，来诉说着如梦一般的浮生，而我们像幽灵一般在世上行走。从余华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作为一名作家的社会责任，《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更为明显，脱离了小说的有所指及无所指，直截了当地对现实进行拷问，对历史进行思索。

　　这些年，余华游历甚广，脚步遍及欧亚大陆，目光所及全世界。福克纳、麦克尤恩、茨威格、大仲马这些先贤都是他膜拜的对象，东京、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纽约这些城市有他的坐标，南非、埃及、英格兰、非洲这些国家也有他的印记。只有出去走走看看，在远处观望，才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我们不能活在自我意淫里，沾沾自喜于每年的GDP增长，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其实我们的人均收入还在100名左右徘徊，“按照联合国一天收入只有一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在一亿以上”。北上广的繁华已经可以比拟纽约巴黎东京，而西部贫困地区的人们至今还生活在“非洲”，这便是中国，一个繁荣与荒凉、富有与贫穷、可口可乐与挑水、汉堡与地瓜并存的中国。

　　余华也在寻求药方，治疗中国的药方，“与其说我在讲故事，不如说我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不过，虽然是一名医生，他没有开出药方，只是把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并且和我们一样困惑。

　　这样的差距是该缩小了，是该弥补了。余华引用挪威作家易卜生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我想这便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为这个时代而呼，不让我们沉醉着狂欢，而是让我们清醒着前行，路在前方，心在远方，不论多艰难，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也要一如既往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