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大概都会有过去别人家借东西的记忆。

　　我小时候，记得最多的是母亲去别人家借东西，借农具，借担水桶，借米借面，或者借一块腊肉或几个鸡蛋，唯一没有借钱，因为那时候家家都没钱。

　　记得有一次，舅舅来我们家，平时他一般逢年过节才来，那次来是麦收前。舅舅一来，母亲急了，因为家里实在没有能待客的菜，园子里土豆秧正开花，还没长土豆，辣椒茄子都还是幼苗。母亲和舅舅说了一会儿话，把我叫进厨房，让我去隔壁二婶家借三个鸡蛋。母亲一再叮嘱，鸡蛋要拿好，千万别打了。我去二婶家一说，二婶说她家只一个鸡蛋，刚下的，二婶把那个鸡蛋给了我。我把鸡蛋给母亲，母亲说一个不够，让我再去刘婶家看，要是万一还没有，就再去五叔那儿。那年头，鸡蛋可是个宝，人都没吃的，更不要说鸡了，一般家庭都只喂一两只，最多三只。没吃的，鸡蛋也下得少，所以自家的鸡蛋是从来不舍得吃的，要么待客，多半是卖了换个油盐钱。但是一般别家来借，从来没人说不肯的，因为都知道，既然来借，一定是遇到难处了，谁家没个难处呢？借的这家只要鸡一下了蛋就紧着还别人了。那天，我连跑了五家才帮母亲凑齐了3个鸡蛋。

　　我的二姨夫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算是个“公家人”。二姨夫平时穿得好，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的确良衬衣，蓝涤纶裤子，关键是腕上还有一块“上海”手表，那可是一村子人羡慕的对象。有一天刘婶来找我母亲，磨磨叽叽半天，母亲才弄明白，刘婶是想求我母亲去把二姨夫穿的那身衣服和手表借来，因为她那已近三十还没说到媳妇的儿子，这次好不容易有媒人帮着介绍了个山上面的姑娘，过两天儿子就要去那姑娘家上门，刘婶可不想这次相亲再鸡飞蛋打，就想把我二姨夫的那身行头借来撑撑门面，刘婶一再保证，相亲一完，她负责把衣服洗干净，完好无损地还给二姨夫。母亲起先不肯，关键是怕二姨夫不肯借。架不住刘婶一再哀求，母亲去了二姨夫家。没想到母亲一说，二姨夫一口就答应了，当即进房把衣服换了下来，把腕上的表也撸了下来。二姨夫说，这个忙他得帮，好事儿，他这身行头吉利着呢，已帮好几个年青人相成亲了。果然，刘婶儿子穿了二姨夫那身衣服，那亲一次就相成了。到现在，刘婶的儿媳妇一说起这个来，还嗔怪说，当初是刘婶和母亲合计着用身衣服把她骗来的。

　　那时的乡村，不管是家里吃的穿的用的，都可以互借，你家没有的可以来我家，我家没有的可以再去别家，无论借与被借，都毫无怨言。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与还都掺杂着份情意在里面。但是有一样东西借了不能还，只能等别人自己来取，那就是药罐。那时看病一般都是开中药，中药开回来放药罐里在灶火边慢慢水煎。药罐是土窑里烧出来的那种砂罐，易碎，虽说不值钱，但那时候也不好买，特别是在偏远的乡下。借来的药罐用罢就放在自己家里，千万不能还别人的，还药罐会被认为是还“病”给别人，那是大忌讳，一定要等到别人需用时自己来取。

　　很怀念那个时光，虽然物质匮乏，但乡邻之间互信互助互爱。一个“借”，借的是浓浓的友情、亲情、乡情，借的是淳朴和纯真，借的是那种醇厚得令人怀想的和谐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