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蒙古大军全面压境，直取军事要地襄阳。这一仗一打就是5年多，最终，襄阳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咸淳九年（1273）二月，守将吕文焕献城投降。襄阳的失守，不仅使南宋经营了几十年的对北防御体系瓦解，而且极大地动摇了举国上下抗蒙的斗志和士气。正是从这一战开始，南宋迅速走向灭亡。

　　就在襄阳失守的前一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正式建立大元王朝。标志着这个横扫欧亚大陆的强大王朝，已走出了蒙古草原，昂起了高傲的头颅。咸淳十年（1274）六月，数十万元军在丞相伯颜的率领下，自襄阳沿汉水顺江而下，直逼临安，吹响了对南宋的总攻号角。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元军压境时，年仅35岁的宋度宗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一个月后，他病死在临安皇宫里，给继位的4岁小皇帝宋恭帝，留下了满目疮痍、无法收拾的半壁江山。

　　此时任镇江知府，镇守这一战略要地的是洪起畏。洪起畏曾任过临安知府，系权相贾似道的党羽。据宋周密《癸辛杂识》记载，洪起畏赴镇江就任时，正值元军大举入侵。为了表示自己抗元的决心，洪起畏在城内四处张贴榜文，上书“家在临安，职守京口。北骑若来，有死不走！”这几句话读来，真是铿锵有力，令人热血沸腾。

　　此时元军南下的步伐，已是难以阻挡，特别是在池州（今安徽贵池）以东丁家洲大败南宋权相贾似道统领的宋军主力后，令宋军精锐部队损失惨重，几近全线崩溃。尽管在朝廷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主持朝政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将臭名昭著的贾似道贬官，但一切为时已晚，元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很快抵达建康城下。守城主将弃城而逃，宋军遂打开城门，迎元军入城。这样一来，镇江就成为元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这时是德祐元年（1275）三月。张贴那十六个字榜文的洪起畏，又是怎样的表现呢？他竟然脚下抹油，开溜了。见知府都跑了，镇江统制官石祖忠遂献城投降。元军入城之后，百姓对洪起畏临阵脱逃十分气愤，于是将榜文的最后一句话改成了“不降则走”，以示讥刺。

　　在蒙古伐宋之战中，镇守各座城池的南宋将领，表现有着天壤之别。其中既有像洪起畏这样临阵脱逃者，也有像石祖忠这样献城投敌者，但也不乏舍生取义的忠烈之士。据《宋史》记载，镇江城陷时，任录事参军的是陶居仁。陶居仁是芜湖人，以行侠仗义闻名乡里。录事参军是什么职务呢？大约是地方上的司法长官，专司断狱之事。元军入镇江城后，大大小小的南宋将领纷纷投降，以期保全性命，获得一官半职。按理说，陶居仁降元，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想到他却对元兵说：“朝廷遭此变故，我知道这是历数穷、世运更的缘故，但我怎么能因此失掉忠义，而苟活于人世呢？唯有一死，以报朝廷！”元兵见陶居仁始终不屈，于是将他杀害了。

　　元朝丞相伯颜进入镇江城后，闻知陶居仁死前所说的这番话，很是感叹，于是为他买棺盛敛，并安排人护送灵柩回芜湖老家安葬。乡人立祠祭祀。《宋史》是元丞相脱脱等编撰的一部史书。这部史书将陶居仁和其他殉国的将领一起，列入了“忠义”列传，可见尽管各为其主，但这种以身殉国的精神，也是颇受蒙古人敬仰的。

　　据《元史》记载，连续攻克建康、镇江后，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阿塔海、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镇江。行中书省是隶属中央的一级行政区，而行枢密院则是战争中的临时机构，掌一方军政。由此可见，元军对镇江的战略地位是相当重视的，不仅派重兵把守，而且在此建立军事机构。及至当年底，南宋朝廷降元前夕，设于镇江的行枢密院才结束历史使命。

　　元军刚刚占领镇江时，局势并不十分稳固。淮南一线，扬州、真州（今仪征）、泰州等地，还依然掌控在宋军手中。闻知镇江失守，扬州守将李庭芝遣兵出击，希望能出其不意，夺回镇江这一战略要地。不料被阿塔海觉察，即率师抵敌，大败宋军。阿塔海考虑到镇江城墙不甚坚固，于是一方面在城墙四周立起大木栅，另一方面分兵屯于对岸的瓜洲，以绝扬州之援。

　　面对元军步步紧逼，南宋朝廷彻底慌了手脚。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就在元军连连攻克建康、镇江等城池前，南宋朝廷诏令各地起兵勤王。但当此乱世，朝廷的诏令已成一纸空文，各地宋将观望不前，只有郢州守将张世杰、江西安抚副使文天祥领兵来援，湖南提刑李芾亦发来三千兵马。

　　熟谙韬略的张世杰、满腹经纶的文天祥入临安勤王，能延缓元军南下的步伐吗？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