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山是镇江南郊的历史名山。黄鹤山本名黄鹄山。黄鹄山在南北朝名气很大。南朝梁沈约在所撰《宋书》中提到了它，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提到了它。唐代初年，魏征等人主编的《隋书》，在“地理志下”中记载润州的名山说：“有句骊山、黄鹄山、蒜山。”由此可见黄鹄山在南北朝的名声和地位。

　　黄鹄山知名于世，借用元代诗人萨都剌《招隐山分韵得生字》“龙飞凤隐知何处？今日空余黄鹄名”诗意，是与“龙飞”和“凤隐”有关。这里所谓“龙”是指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刘裕是丹徒京口里人，早年贫困时曾“游”“息”于黄鹄山。唐初李延寿所撰《南史·宋本纪上》中记载：“(刘裕)尝游京口竹林寺，独卧讲堂前，上有五色龙章。众僧见之，惊以白帝。帝独喜曰：‘上人无妄言。’”这里所说的竹林寺就是在黄鹄山。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八九“润州丹徒县”中记载说：“黄鹄山在县西南三里。宋高祖丹徒人，潜龙时常游竹林寺，每息于此山，常有黄鹄起舞，因名黄鹄山，改竹林寺为鹤林寺。”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黄鹄山的闻名与刘裕有关(《隋书》所记蒜山也与刘裕有关)。同时还可以看到，黄鹄山的得名是由于山中有“黄鹄起舞”。

　　所谓“凤隐”，是指戴顒隐居招隐山之前，曾隐居于黄鹄山。《宋书·戴顒传》载：“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顒姻通，迎来止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顒憩于此涧。”戴顒当时很有名，黄鹄山也因而更加闻名。《水经注·江水三》记载：“船官浦东即黄鹄山，林涧甚美。谯郡戴仲若野服居之。”戴仲若即戴顒(字仲若)。此书作者郦道元是北方人，没有到过南方，因而误认(也不排除当地人附会)船官浦东的黄鹄山就是戴顒隐居的京口黄鹄山。这件事从侧面反映了戴顒隐居和《宋书》的记载，对于提高京口黄鹄山的知名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黄鹄山自得名以后，单独沿用的时间，如果从永初元年(420)刘裕称帝开始算起，到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朝建立为止，约有200年的时间(事实上当超过200年)。到了唐代，它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黄鹤山。唐代李华在为天宝十一载(752)去世的玄素(668-752)所撰的《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并序》中说：“建塔于黄鹤山西原。”题目所说的“鹤林寺”就是刘裕当年曾“游”“息”的竹林寺，自然“黄鹤山”也就是指黄鹄山。由此可见，至少到唐玄宗天宝时期(742-755)，黄鹄山已改称黄鹤山。当然，“黄鹤山”最终代替“黄鹄山”成为“主角”，可能还要晚一些。例如在《至顺镇江志》中，还有“磨笄山在黄鹤山之东南”(卷七)与“鹤林寺在黄鹄山下”(卷九)两种不同说法。

　　黄鹄山的名称被黄鹤山替代以后，它就成为黄鹤山的本名。这是否意味着在含义方面黄鹄山也等同于黄鹤山呢？显然不可以。首先，它们代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呼。黄鹄山如今已成为历史名词，黄鹄山名称在被沿用了数百年以后，才出现了黄鹤山的名称。这一点是不能颠倒或互相代替的。更重要的是，“黄鹄”与“黄鹤”，在古汉语中读音虽有相同之处，词义却并不相同。对此，从《康熙字典》对“鹤”、“鹄”的释文中可以清楚看出，“鹄”指天鹅，与鹤不同。而且该书在“鹄”的释文中更引《正字通》作具体辨析。《正字通》举《淮南子·览冥训》“鸿鹄鶬鹤”、班固《西都赋》“玄鹤白鹭，黄鹄鵁鹳”等“皆分鹄、鹤为二”，以及《别鹤操》之雄鹄、雌鹄等，“古本皆作鹤，俗讹为鹄”，说明“鹄不宜与鹤通”。由此可见“黄鹄”与“黄鹤”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由此想到现在有些书中对于黄鹤山得名的两种说法：刘裕早年贫困时曾在竹林寺边的山中打柴、耕作，看到黄鹤起舞，当皇帝后就命名此山为黄鹤山，一说将黄鹄山改名为黄鹤山。这些说法显然是把黄鹄山的得名当成了黄鹤山的得名，是张冠李戴，生搬硬套。试问：从有关典籍看，刘裕当时所看到的明明是“黄鹄”，南北朝明明只叫“黄鹄山”，怎么变成了“黄鹤”呢？这两种说法，似是而非，容易引起误解，应该得到澄清和纠正。

　　有鉴于此，对于黄鹤山的得名，我们只能尊重传统说法和历史事实，说它本名黄鹄山，唐代起改称今名。至于改名原因，从当时的实际看，应当与鹤林寺的名字以及“鹤”与“鹄”古音有相同之处相关。这一点，从唐代顾况《寄江南鹤林寺石冰上人》“风中何处鹤”、李绅《望鹤林寺》“鹤栖峰下青莲宇”等诗句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但“黄鹤山”的真正具体的得名原因，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现在还不能妄加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