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那年，我租住布厂的宿舍，在小城的荒凉地带，候鸟一样栖息着。

　　那是一个大通间，半道土墙一隔两半，好像农村堂间与厢房半封闭那样。后面人家唤作“老黑”的猫，常常沿着那半道墙，悄没声息地练习走猫步。我这边大门朝北，我的后面人家则大门朝南。左边，就是姚姨了。姚姨当年的媒人，是我的父亲，我便借着这层关系，在小城落下脚，和姚姨做了邻居。

　　布厂效益日趋滑坡，我去的时候姚姨就下岗了，但没见她闲着，打理家务，伺候大小爷们一日三餐不说，门前的芦苇滩也逐日改良成了菜园子，粗糙地扎起了篱笆，看姚姨做事那就是一个风卷残云，大锹三两下子，一块地就拿下了，痛快得很。

　　那时我在布厂的食堂吃饭，日日包菜炒肉丝，三百六十五天，硬是不换样，以至于我后来听到包菜的名字都反胃，很多年恢复不过来。下班回去通常适逢姚姨大刀阔斧地在炒菜，偏偏后面那家也是锅碗瓢盆叮当响，无处不钻的油烟让我莫名地想家，关上门阵阵发呆。当所有烟火熄灭，听见姚姨尖锐的嗓门在喊：“丫头，开个门！”倘若迟一步，怕要被踢开了。原来，姚姨给我端来了一碗汤，一碗木耳菜鸡蛋汤，油花子晶莹剔透，葱花也那么美妙。我的眼前顿时飘渺迷蒙，清爽纯香的一碗汤，让我忘记了想家。

　　这个地方是被城市遗忘的角落，过了厂子北大门就是乡野了。天一黑，我就不大敢出门，窝在宿舍里看书听广播，音量开得很低很低。然而越安静，越紧张，似乎总有声音，窸窸窣窣。布厂职工是三班倒，零点左右会有一波人声，其余时间，不该有。一墙之后那个男人时不时的咳嗽，倒是让我镇定下来，囫囵睡去。次日开门，门外躺着三两只烟头，窗台上有两只香蕉，和火腿肠之类。说给姚姨听，姚姨二话不说，找来锤子钉子，乒乒乓乓一气乱响，给我装了一个内插销。

　　元宵节那天，我带姚姨的儿子去文化馆猜灯谜，纤弱的小男孩，脑瓜子却转得飞快，不费吹灰之力，换来了几方手绢。姚姨乐得合不拢嘴，黑黝黝的面庞有了红晕，姚姨患有甲亢，怀孕七个月儿子早产，生下来也就如小猫那般，是姚姨一勺一勺用米粉喂大的，令人欣慰的是，儿子特别聪明，小学跳了两级，十岁已经五年级了。姚姨舍不得打，但舍得骂，一声吼，瓦片儿也要抖三抖。所以小家伙跟我出去，兴奋都显得乖巧。

　　之后，有男生来，大约在门外踟蹰。姚姨撞见，不由分说将人撵走了，那几句掷地有声的话，在我耳朵里荡气回肠：“别来骚扰我家侄女，再给我看见，敲断你狗腿子！”我闻声而出，姚姨正提着锄头，在菜地里收拾，男生早没影了。我走到篱笆边，姚姨瞟我一眼，啥也没说。她没看见，窗台格子里，有一只红苹果。看来之前的种种异象并非我的幻觉。

　　夏天，我再也吃不进食堂的饭菜了，就买了电饭锅煮粥。当我伏在锅旁写日记，嗅着咕噜咕噜翻滚出来的米香，窗外一架一架的丝瓜豇豆垂下来了，水沟边谁家的狗在低头舔舐，突然觉得我的生活，也不是那么不堪。姚姨浇完菜，一脚冲进来，她一开口，前后左右的邻居们大概都能听见：“丫头就吃粥啊，走走走，到我那边装碗饭！”我自然推辞了，姚姨直摇头，对我的艰难叹气。这次我没跟她讲，这里鼠患成灾了，连瓜子桔子都不放过，吃饱了胆敢沿着破沙发的背散步，我都疑惑是不是那只叫老黑的猫了。

　　实习总算结束了。临走时，姚姨提了我的包裹，大声说不要忘了有空来她家玩等等，劈毛竹一样，没多少感情色彩。我微笑地把钥匙交给她，心里却想着一辈子也不要再来这个地方。然而，十年后，听说那个乖巧的男孩上了军事大学，我到底想起了姚姨，念起了她的好，并且由一碗木耳菜鸡蛋汤铺陈开来，直到最后，经过菜地的篱笆边，一种淡黄色的花，大朵大朵的，正开得热闹——姚姨说，那是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