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则趣闻逸事：一日饭后，苏轼抚着肚皮问众人里面装的什么，众人议论纷纷，有曰学识，有曰才华，唯有朝云笑称：“是满肚子不合时宜。”

　　真是一语中的，纵是经论满腹丘壑在胸又如何，纵是一心为国雄心壮志又如何，敌不过小人谗言，朋党倾辄。于是乎，一切的学识才华化作一句自我解嘲——不合时宜。

　　一个不合时宜，竟能将一个有抱负的人逼至绝境，半生突围不可出。莫言笔下那位不哭的同学亦然：只是未随大流表演一种浮夸的悲伤，竟至于记过处分，这不能不令人感叹“时宜”的厉害。可什么是“时宜”？是公理正义，抑或是道德准则？否则又为何能使于世无害之人饱受非议？

　　可惜，都不是。那不过是一种所谓主流的价值观。纵观历史，我们从不难于发现这样的“主流”：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专制时期的苏俄，在政府处心积虑的引导煽动下，在难以抗拒的精神贿赂下，多少人被振聋发聩的“爱国主义”“人民主义”坑杀了理性，任毫无理智的狂热染红脚下的土地？这无疑是一种极致“合时宜”下的悲剧。

　　这样看来，那位不哭的同学的确有“错”，他错在未同那“机灵”的同学一样学会伪装，错在让周围的盲从者看清自己的愚蠢。于是，面对无论是老师还是话语权都占据主导的大众，错的只能是他。

　　真是悲哀，他竟错在真实，错在坚持自我。是从何时开始，是非对错的界限不再分明？正如一度成为热点的中国式过马路：凑足人数便走，管它红灯绿灯。那些坚持等待者反而成为笑料，成为不知变通的笨蛋。莫非只要“合时宜”，连交通规则都可以“变通”？若是如此，这是非的混淆便始于多数人畏于被“排异”，始于群体对“不合时宜”的声音的屏蔽。

　　然而，纵使千难万难，你仍能在盲从的人流中看到这样逆行的身影：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铿锵有力的誓言，击溃了无数传统的“黄金屋”“顔如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的一声《纳喊》，利刃般刺穿“无声的中国”，又给了众多“作揖主义”者一记响亮的耳光。是什么给予了他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真理，是正义，是对这个国家的一片赤子热忱。

　　恰达耶夫曾在《疯人的辩护》中表达过一种否定式的爱，想来定也是十二月党人抗争的初衷。不知那位不哭的同学是否依然坚持着那份“不合时宜”，抑或是惧于独自前行的寒冷，不得不学会对世作揖。我不知道，但我情愿相信他选择了前者，毕竟这个社会需要一份否定式的爱。

　　“一个时代的灾难，正是在惊人的一致下受孕的。”王开岭如是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