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初，外地旅镇客商常年有两千之多，他们当中一些人在古城定居，创业之余，还为古城街巷的规划营造作出自己的贡献。上世纪初广肇公所掌门人卓翼堂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卓翼堂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挚友，1918年孙中山第三次到访镇江，曾在广肇公所发表演讲并下榻一夜。据公所留存至今的碑石所记，卓氏被商界赞为“好义急公”之人。他不仅给镇江带来了正宗广货，带来了中国商人最初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还给古城留下一笔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那就是以伯先路广肇公所为圆心，半径600米范围的八条街巷：

　　▲吉庆里  位于京畿路北侧，长73米，现已整旧如故，出新为统一的两层三进砖木结构民居。

　　▲寿康里  连结大龙王巷和大夫桥，长148米。

　　▲吉康里  连结大龙王巷和魏同兴巷，长124米，巷口石刻拱门和巷内11处民居现被列入“老城区不可移动文物”。

　　▲吉安里  连结小街和染坊巷，长74米。

　　▲东长安里  连结小街和伯先路，长131米。

　　▲吉瑞里  位于小码头街中段，长100米，巷口有“1914”石额。

　　▲德安里  位于小码头街西端，长50米，建有江南特色的小型四合院。

　　▲利商街  连结西津渡街和长江路，长192米。民国时期镇江最大最有影响的建材制造销售商“润大木号”，以及镇江史上首家机器制造企业“永泰机械制造局”，均开设于此。

　　这八条街巷，除了利商街为小码头片区典型的近代工商业街外，其余皆为普通民居，借用当下说法是“经济适用房”，质朴而不简陋，其中一些百年老屋近年挂上了晚清或民国“优秀民居”的牌子。巷头造有拱券式门楼，德安里、吉瑞里、吉康里三条巷子的门楼至今保存完好。这些门楼当年供小巷值班打更人员使用，除了邻里守望保一方平安的实际功能外，也维护着当时中低收入住家的脸面和尊严。尤其是德安里巷口门楼，以红砖发券呈弧形状作装饰线，又以方形砖柱作承重，中西合璧美轮美奂，实为我市近代巷楼的精品，引来西津渡中外游客注目。

　　从地名角度看，利商街直接点破了卓氏有心扶植民族工商业的抱负和宗旨，1977年一度改称利群巷，四年后又恢复利商街原称，这是尊重历史，尊重卓氏本初营造此街的意愿。另外七条民居小巷，也都是卓氏定名：通名皆用“里”，反映了卓氏恪守传统的一面；专名则以吉、瑞、寿、康、安称之，映射出卓氏对第二故乡普通民众的美好祝愿。这些小巷的文化底蕴深厚，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这里仅举一例，为增添小巷居民生活乐趣，卓氏以自己的影响力助吉康里开办“吉康书场”。这家书场虽藏小巷深处，后来竟吸引了诸多评话大师竞相献艺，如康《三国》、王《水浒》、余《清风闸》等。据我市扬州评话省级传承人黄俊章听父辈讲，上世纪20年代该书场竟挂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山遗言堂联，为全省书场绝无仅有。

　　卓翼堂生卒年代不详，去世后是魂归南粤故里，还是如同其他一些旅镇粤商葬于本市广东山庄，不甚了了。不过最近读到牛荟先生翻译的挪威商人罗斯姆森所著《中国商人》一书片断，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与卓翼堂的距离，在洋人笔下卓氏竟是这样的——

　　“1913年，我的买办被调走了，来了一个新人——卓翼堂。卓和大多数买办一样，是广东人，但他在镇江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他很瘦，长着鹰钩鼻子（原注：在中国人当中不常见），他的眼睛小而明亮，他的举止轻快而敏捷。他是已婚男人，有两个妻子两个小妾，孩子多得他只能叫出其中几个的名字，他记住的方法还真天才。第一个妻子生的三个独生子叫他们的名字，其他的都叫序号。”

　　看来这位洋商还是少见多怪，所谓“叫序号”，不就是镇江人叫惯的“小七子、小八子”一类嘛。与卓翼堂同时期的，还有一位名叫朱中孚的浙江客商，也应当被我们记住。他在镇江经营煤铁和药业，发了点小财，捐资助建牌湾街、小营盘、中华里和宝盖路上的商团操场，以及横跨中华路古运河的洋浮桥。他去世后，市民们在镇屏山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这块碑现由焦山碑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