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这是大儒王夫之在明亡之后，面对清政府的剃发令，写下的两句诗。这两句诗，反映的是当时江南百姓的反剃发斗争。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容毁伤！清政府的剃发令，某种程度上有着征服的意味，他们希望汉族人民通过剃发，永远臣服大清的统治。偏偏有很多汉族士人像王夫之一样，至死也不肯剃发。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大明遗民，内心深处，心系的仍是早已分崩离析的先朝。

　　作为遗民，他们是落寞的，孤独的，但同时也是悲壮的，可歌可泣的。他们已经失去了精神家园，复兴故国的大业，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将毕生所学、满腔抱负，纵情山水，寄情诗书，以了残生。

　　据《明代人物小传》记载，明朝末年，镇江有个诗人名叫谈允谦，和冒辟疆、丁耀亢等名士往来甚密，颇有名声。明亡之后，谈允谦与各地遗民志士多有交往，晚年后回乡从事著述，著有《树萱草堂集》等一批著作。

　　像谈允谦这样，能够终身不仕新朝而独善其身者，在遗民里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又有多少人能在历史的漩涡中从容进退，不留遗恨呢？

　　孔尚任的一部《桃花扇》，让我们记住了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这部以明清易鼎为历史背景的戏曲，缠绵悱恻，动人肺腑。其事虽未必真，但对人情人性的描写，却是入木三分。明亡之后，侯朝宗整理自己的著作，定名《壮悔堂文集》。一个“悔”字，道尽了心中的多少滋味？为形势所迫，侯朝宗参加了清政府组织的省试。虽然他以最终没有完卷的方式，表示不愿意与清政府合作的决心，但这样的抗争实在有点苍白无力。后来，这便成了侯朝宗的心病，他认为这是自己人生的一大污点。一代才子英年早逝，赍志以没，怎不令人扼腕！

　　同样的悲剧，还有大才子吴伟业的仕清。面对清廷的一次次征召，归隐乡间的吴伟业无奈之下同意出仕。尽管只是短短的两年，但却足以令他悔恨终生。“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在笔底心间，处处流淌的都是无尽的追悔。吴伟业病逝前，遗言以僧袍入葬，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远离了红尘俗世，对他来说，又何尝不是最好的解脱？

　　“遗民文化”是颇值得玩味的。其间有太多人性深处的情感，值得细细咀嚼。身逢江山易主，对于有着理想和追求的文化人来说，原本就是一件极悲哀的事情。他们或许做不到像史可法那样壮烈牺牲，或是夏允彝那样投水殉节；也无法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入清拒仕，著述以终。但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有着自己的节操和底线。他们或有失节之处，但较之那些期望通过投靠新主而博取荣华富贵者，精神境界自是有上下之别。用“小节有亏，大节无损”这八个字来形容，或许更为恰当。

　　除了明末清初，遗民文化最精彩最丰富的历史时期，还有宋末元初。这是两段民族文化融合交锋的乱世。“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的两句诗。中原沦陷，异族入侵，对于有着满腔报国热忱的陆游来说，自然希望能看到王师收复中原的一天。可惜的是，王师未能收复中原，南宋的半壁江山却摧毁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之下。这段历史，让我们永远记住一个人的名字——文天祥。

　　文天祥慨然赴死，名垂青史。但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亲弟弟文璧却在元朝做起了官，而且得到了文天祥的同意。这看似矛盾的存在，其实更彰显出人性的真实。文天祥作为大宋丞相，作为反元复宋的精神领袖，他自然有着必死的理由，这便是“全忠”；而对文璧来说，降元做官，却能保全文家血脉，这便是“全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但文氏兄弟却可以做到，这是怎样的大智慧！但同时，又怎能不令人万千欷歔？

　　古语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像仕元的书法名家赵孟頫、仕清的文坛领袖钱谦益，终此余生，心灵均备受煎熬。忠与孝，仕与隐，节与义，正是凡此种种的碰撞，共同交织成人性深处的最强音。人性的果敢、懦弱、慷慨、私欲，常常是杂糅在一起的。面对别人的果敢，别人的慷慨，我们理应钦佩，理应赞赏；但面对别人的懦弱，甚或私欲，或许我们也应该多一点换位，多一分宽容。因为我们必须相信，只要心底还有节操，还有底线，便不容易迷失自己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