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

    镇江最早称“宜”。1954年在江苏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西周时代重器宜侯夨簋。该簋器底内铸铭文120余字，大略记述了周初改封虞侯于宜的史实。铭文中提到的“宜”，是宜侯的封地，也是镇江西周时候的古地名，经50年代郭沫若、唐兰、李学勤等著名学者的考证，宜侯矢即是吴国国君周章，宜地在丹徒或其附近地区。“夨”，即宜侯之名，是仲雍的后代，死后葬于宜。周康王姬钊，按照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11月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20年—前996年。以此计算，镇江有文字可考的行政建制，截至2015年，约为3035—3011年。80年代，李学勤又对上述观点作了全面的阐述和补充。他在分析宜侯与出土地丹徒之间的关系时，强调了该器与出土处的历史环境的统一性：即认为出土这件器物的墓主人，也就是周王室分封的宜侯或其后裔；而周围属周时代的文化面貌，亦与该器铭文中交待的特征相吻合。由此得出宜国即吴国的结论。

    朱方

    在典籍文献《春秋左传》中最早记录镇江城的古地名是朱方，至今已有2559年。朱方因齐国左相庆封奔吴被封此地而出名。春秋时期“朱方”属吴国。据《春秋左传》记载:襄公二十八年（前545），齐国大夫庆封由鲁奔吴，吴国国君“句余予之朱方，（庆封）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这说明早在春秋时期，朱方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成为一个吴国富裕的城邑。

    司马迁《史记》中亦有关于朱方的记载：“王余祭三年（前545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吴王余祭，又称句余，不但将朱方给庆封作奉邑，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庆封家族在朱方经营，数年后比在齐国还富有。而太史公在此处称朱方为“朱方之县”，这是春秋吴国唯一见录于史籍记载的县名。古代设“县”之制开始于春秋初期的一些大国，当时县的地位比郡高，所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就反映了这一史实。许多大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边地防守力量，往往把新兼并的国土改建为县。朱方被吴国设置为“朱方之县”，正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朱方与吴国的关系及身世、地位。

    关于朱方之所在，在古代志书中曾见有丹徒（今丹徒镇附近）和润州（今镇江市区）两说：

    丹徒说。如《史记·吴太伯世家》：“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文下有南朝刘宋裴駰集解，引《吴地记》：“朱方，秦改曰丹徒。”又，《汉书·地理志》“丹徒”条目下有唐代颜师古注：“会稽郡丹徒，即春秋朱方”。而汉时丹徒县治于今镇江城区东9公里的丹徒镇附近，依据裴駰、颜师古的注释，则朱方应是地处今丹徒镇一带。

    润州说。唐代《元和郡县志》载：“润州，本春秋吴之朱方邑。始皇改为丹徒，汉初为荆国刘贾所封，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孙权自吴理丹徒，号曰京城。”此段文字开头提及润州为“春秋吴朱方邑”，而历史上的润州治所一直是在今镇江市区。

    而综观历代史志著述，持润州说者更为众多，且言之凿凿：

    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云：“京城，今府治，春秋之朱方也。”而清代镇江府治于今镇江市区；京城，即三国孙权所建铁瓮城，亦位于今市区北固山南峰。

    元代《至顺镇江志》载：“齐庆封宅在城南一里（《祥符图经》），即今朱方门之外。”此处文字是引用北宋润州《祥符图经》，记有庆封宅位于唐宋朱方门（今市区东门坡顶部）外一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春秋时期朱方城地望即今镇江市区。

    进而，上溯唐代史料，如徐坚的《初学记》：“润州，春秋之朱方”。明确表示朱方与唐代润州（治今镇江市区）的地理关系。再如，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在其《庆封古井行》的序及诗中写道：“按《图经》，润之城南一里，则封所居之地。询诸故老，井尚存焉。”“江南戴白皆能言，此地曾为庆封宅。”而陆龟蒙所据的《图经》，当是唐代孙处元编撰的《润州图经》，成书距今已近1300年之久，这表明庆封宅、井遗迹在唐时尚存，润州“故老”、“戴白”（皆是指老人），有口皆碑。

    至于，在更早的六朝史籍中，京口亦多见以朱方代称。如《宋书》载，刘宋时周朗在一次廷议中批评侨民制度时，曾说“其他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岂吴邦而有徐邑？”徐邑即南徐州，南朝时侨置于京口。

    在传世及出土的实物、遗迹中，亦显露有诸多重要线索：

    首先,有传世的六朝《瘗鹤铭》石刻。原刻于焦山石壁上，其铭文之中，即刻有“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的内容，这清楚地表明，作为瘗鹤刻石所在的焦山，即地属古朱方，故《瘗鹤铭》石刻是朱方极具象征意义的地理座标。

    另，近些年来，城市考古又提供了若干新的佐证：在1991年花山湾古城的考古中，发现东城垣夯土下有多处叠压着先秦文化堆积，并出土陶鬲、罐、盆、鼎等残件。之后，2000年北固山后峰腰台考古中亦同样出有周代陶鬲及大量印纹陶片。而在此之前1984年，还在市区中山桥改建时，于旧桥基下出土一件春秋时期的兵器铜戈。此类信息显示出镇江市区确有西周、春秋时期丰富的文化遗存。

    而尤为重要的是出土有铭刻“朱方”的文字砖。1998年在虎头山（氧气厂东侧）唐代罗城遗迹内，出有多件“朱方乡”铭文砖。它的发现，表明唐代并存有两个古乡建置：一是丹徒乡（在秦—六朝丹徒县治旧址所置，地望今丹徒镇一带）；另是朱方乡（先秦朱方之县旧址所置）。既然唐时两者同时并存，可见它们的地望不可能重叠在一处。因此，朱方城邑极有可能位于市区。

    丹徒故城

    江苏在秦代建县的有十四个，丹徒是其中之一。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帝东巡时以谷阳有王气，遣赭衣囚徒，凿断京岘山，筑驰道，改称丹徒。丹徒县治设于丹徒故城（今已大半坍塌于江中）。《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丹徒故城在润州丹徒县东南十八里，汉丹徒县也”。《括地志》成书于唐初贞观年间，它将汉时丹徒故城与唐时丹徒县城（即今镇江市区）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交待得十分清楚。丹徒县治设在今丹徒镇的时间较长，历秦汉两代，并延至六朝，汉时属会稽郡，西晋永康二年（公元281年）曾改毗陵县，并为毗陵郡治所在。丹徒故城北临长江（汉魏时称北江），汉桑钦《水经》云：“沔水分为二，一东北流，其一又过毗陵县北，为北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叙更详；“《地理志》曰，毗陵县，旧会稽之属县丹徒县也，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也。旧去江三里，岸稍毁，遂至城下。城北有扬州剌史刘繇墓，沦于江，江即北江也。”据郦文所述，其时丹徒城池已有新、旧二城，相距二百步。旧城因近江岸，大约久已坍入江内；新城范围可能包括今丹徒镇一带，因该镇过去还见有城隍庙（在今丹徒电机厂内）、东岳庙（在丹徒镇东侧）等建筑，这都是作为县城格局专设的有关建筑等。

    考古资料亦有这方面的佐证，1980年在丹徒镇医院附近金家山一座西汉墓内，出土一方“丹徒右尉”铜印，应是墓主人身前的职官印。汉时万户以上大县才设置左、右二尉（主捕盗贼奸宄），由此可知丹徒当时属万户以上的大县。丹徒镇附近除了出有丹徒右尉墓以外，还发现多座汉墓，集中分布于其西侧和南侧两处基地。

    因此，汉代丹徒设左、右尉，县城有城隍庙、东岳庙，当属万户以上大县，属于已有一定规模的城。丹徒故城滨临长江，城东南即是徒阳运河入江口“徒儿浦”，是一座古代河口城市，与运河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也是临江踞守掌扼交通咽喉的军事要地。其故城的遗址在唐代仍有遗存。

    铁瓮城

    镇江铁瓮城始建于建安初年（195），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汉末孙权在此居住4年。三国孙权于汉末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将其政权中心“自吴(今苏州市)迁于京口(今镇江市)而镇之”。南朝顾野之《舆地志》记载：铁瓮城“吴大帝所筑，周回六百三十步，开南、西二门，内外皆固以砖壁”。铁瓮城位于镇江市区北固山前峰。这里亦是镇江历代郡治所在，《读史方舆纪要》载：“自晋以降，郡治皆据其上”。

    1991年至今，文物部门共对铁瓮城遗址进行了10余次考古勘探、发掘，总计面积近千平方米，并取得重大成果。

    199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镇江博物馆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对铁瓮城进行考古发掘，在烈士路北侧100米土岗上发现铁瓮城西垣，发现六朝夯土及包砖墙基。1992年在烈士陵园西北侧发现铁瓮城北垣，发现包砖墙基。1994年、1996年分别在分别在青云路北端鼓楼岗顶部南侧和塑料二厂内发现铁瓮城南垣，发现包砖墙结构。1995年在市烈士陵园发现晋唐甬道遗迹。1996年在鼓楼新村东侧土岗豁口处发现铁瓮城东垣。2004年在鼓楼岗南侧塑料二厂原厂房基址，发现六朝城门的西侧门墩及门道的南部以及与之相连的城垣等遗迹。此次铁瓮城南城门考古是一次突破，发现了铁瓮城的鼓角门遗迹。

    多年的考古资料业己证实，原来环绕烈士陵园及鼓楼新树外围的、呈马蹄形的陡峭土岗，即是铁瓮城的西、北、东三面城垣；而南侧鼓楼旧址所在的、高出周围地面3-5米、东西走向的土埂(塑料二厂至府学街南一线)，即是铁瓮城南垣。考古发现铁瓮城垣的遗迹迄今保存基本完好，它们闭合、相连，形如卓瓮。考古测知，铁瓮城周长约为11OO余米，与志书记载周六百三十步基本吻合。

    由此可见，北固山前峰铁瓮山的U形土岗，可以基本认定是三国至明清多次修筑叠压的城垣，城内的文化遗存也很丰富。其四界为：南北长约340米，东西宽约22O米，形似瓮状。瓮口，即在今鼓楼岗，两侧环鼓楼新村以及整个烈士陵园；瓮底座落在镇焦路南侧，与北固山中峰，后峰遥相呼应。这种“因山为垒，缘江为境”的筑城特点，在当时南方的古城建筑中是有代表性的（三国东吴古城保存至今的还有湖北鄂城的“吴王城”，江苏南京的“石头城”，三座城池的共同特征均筑于长江岸边，并充分利用当地土山或石山等自然条件，因地制宜修筑）。

    铁瓮城在三座孙吴都城(即镇江铁瓮城、南京石头城、鄂州吴王城)遗迹中，以年代最早、保存的遗迹最为完整、风格最为独特，在东吴都城独领风骚，并在古代筑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受到国内著名建筑、文物专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三国东吴第一城”。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孟宪民先生在考察时认为“铁瓮城价值的核心之处，在于完整、独特——四面城垣保存完整，城内文化堆积深厚、完整。三国铁瓮城在全国乃至世界独一无二，它完全应该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南大历史系蒋赞初教授，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潘谷西和原南京博物院院长、研究员梁白泉专程来镇考察了该遗迹后，蒋赞初说：“在三国东吴三个古城(即镇江铁瓮城、南京石头城、鄂州吴王城)中，铁瓮城是目前保存得最好的古城，这是我们江苏和镇江的骄傲。将这些遗迹保留下来，甚至在世界上都是有意义的。”潘谷西先生认为：“铁瓮城为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增添光彩，将她誉为历史文化名域的‘皇冠’是非常确切的”。梁白泉说：“建国50多年，象此城保存这么完整，说不上是奇迹，但至少是罕见”。2000年3月江苏省内著名历史学家、考古专家、建筑专家蒋赞初、潘谷西、刘叙杰、郑湖生、茅家琦、梁白泉在考察铁瓮城遗址后，联名上书省政府，要求将该古城遗址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0月镇江古城墙遗址（三国铁瓮城遗址、东晋花山湾古城墙遗址）被江苏省政府特批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铁瓮城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铁瓮城自创立以来，一直是历代路、道、府治所所在地，是镇江城市的政治中心，至清末废弃，前后延续使用1700多年。

    唐夹城

    唐太和中，“浙江西道观察使王璠筑，东西夹城共长十二里有奇”，“高三丈一尺”。王璠“（太和，大和）六年（832）八月，检校礼部尚书、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初璠在浙西，缮城壕。”夹城分东、西二城，位于铁瓮城两翼及南侧，故称夹城。中唐时建东、西夹城，主要目的是保障分布在铁瓮城东、西、南三面众多衙署的安全。

    东夹城位于子城（铁瓮城）东侧及南侧，其格局大致与六朝京口城旧址重合。“东夹城二门：南曰建德（后改名朱方），四曰清风。”、而在近些年的城市考古中，曾多次发现东夹城遗迹。1998年，在市区城隍庙街西、文昌宫巷南侧一建筑工地，考古发现唐代东夹城西垣夯土及包砖墙遗迹，城垣呈南北走向，大致与城隍庙街平行。2003年，在中山东路与城隍庙街相交处一建筑工地上，考古发现清风门遗迹。其中，瓮城城垣，南北向，在夯土内外两侧皆砌有包砖墙，城垣宽约10米，包砖墙宽近l米；还发现主城门墩台砖墙一角以及门内道路等遗迹。2015年在乌凤岭一线发现东夹城南垣遗迹，东西走向，而今东门坡南段至高处即是朱方门所在。

    西夹城位于子城西侧。其东垣即以子城（铁瓮城）西垣为之；南垣从子城西垣南端，沿穿城运河千秋桥至高桥段内侧（今千秋桥街北侧至四牌楼北侧）；西垣则是从高桥东（今道署街西）折转北上今会莲庵街东段北侧；北垣从子城北端沿今东吴路南向西延伸与西垣北端相接。2005年，在修筑万古-人路的工地内考古发现西夹城南垣夯土及包砖墙遗。在今第一楼街与万古一人路相交之西南角，考古探查发现唐代门墩夯土遗迹，推知此处即干秋门位置。

    唐宋罗城

    根据《嘉定镇江志》记载：唐“乾符中，周宝为镇海节度使，筑罗城二十余里。”乾符六年（879），“冬，十月，以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充盐铁转运使，以泾原节度使周宝为镇海节度使。”此时的罗城为润州府城之外郭。

    唐代罗城至北宋后已经废弃，估计现状相当差。而到了南宋都临安，镇江作为“南徐会府，内拱行阙，北门筦钥，委重在兹”，是防守要地，其地位提升到了战略的高度。史弥坚在嘉定八年（1215）进行了大规模整饬。自史公修治后，史料未见罗城修治记载。因而宋代罗城其实质主要是南宋罗城。

    在《嘉定镇江志》和《资治通鉴》中，明确周宝所筑罗城为二十余里。而《嘉定志》在丹徒县下记载明确为：罗城周回二十六里十七步，高九尺五寸，今颓圯。以后历代方志皆因袭之。王存《还镇江诗》云“城壁萧条类此身”、《登北固山有感》云“废垒何茫茫”。王存（1023－1101）为庆历进士，生存年间为北宋，说明在北宋镇江城郭破坏严重，荒废残破。至南宋如无前朝志书明确记载，唐代罗城的长度实际已很难丈量清楚。在《嘉定志》中又明确了城门中有新开、来远久废，显然此一长度应属前志传承。

    嘉定间史弥坚整饬罗城，由于考虑到“役巨费广”，因此有新筑部分，亦有修补旧城，大致属于整修性质。

    根据有关研究,唐尺与宋尺大小略有区别，唐尺小于宋尺。按唐里530.0米左右一里计算，二十六里十七步长度约为14千米。至于宋代罗城的长度规模，推测其范围可能略小于唐代。

    多年来的考古已经基本框定了唐宋罗城的城垣界限，唐和宋两代修筑的罗城除北垣略有变化外，其余城垣基本重叠沿用。

    唐代罗城推测大致范围为：东垣接铁瓮城东北、向东跨润浦、过定波门，至花山湾古城墙东北，转弯向南过新开门，蜿蜒折向西南，在经大学山、气象台折向东南，至青阳门，过今学府路，经鼎石山西北达通吴门、越漕渠至岗子下仁和门，绕虎头山外侧（部分延伸至虎头山顶），过今铁路，在磨笄山北侧过鹤林门，经马家山，东岳巷，绕阳彭山西侧，在登云路过登云门，折向西北，至还京门，过漕渠，折向东，经利涉门延伸接西夹城。

    宋代罗城推测大致范围：东垣接铁瓮城东南，在老北门处过定波门，经东利涉门，上大学山、气象台一线沿用唐罗城，其南垣及西垣因袭唐罗城旧基。北垣外扩，过通津门，鳝鱼坝，基本沿江边绕至北固山西侧之甘露门、上下北固山过跨鳌门，接铁瓮城东北垣。

    明清府城

    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在攻占集庆（今南京）之后”派徐达攻下镇江。但此时张士诚亦已渡江占据平江（今苏州），并积极西进与朱元璋争夺江南。保卫镇江就是保卫南京。为此，朱元璋于同年九月亲自来到镇江，“谒孔子庙，遣儒士告谕父老，劝农桑”。次年，他正式采纳了儒生朱升的建国方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元未明初镇江城的修筑就是在这“高筑墙”的战略指导下予以规划实施的，前后分两个阶段，并由两位将军分别主持。

    第一次筑城的主持者耿再成，字德甫，五河人，《明史》有传。他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曾“下集庆，以元帅守镇江，以行枢密院判官守长兴，再守扬州……洪武十年加赠泗国公，谥‘武庄’。而明代李一阳《修夹城记》亦记曰：“高皇帝师入建康，命泗国耿武庄守润，益树支辅，以遏东兵、武庄请因六朝旧城稍敛之”。 考虑到当时江南战事的急迫，加之耿再成守润的时间不长，因此推算这次筑城时间大约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至十七年（1357年）之间。

    第二次修城的主持者宋礼，《明史》无传。他的修城事迹亦见之于史料《明正德丹徒县治》：“洪武元年（1368年）镇江卫指挥宋礼请于朝，甃以砖石。”《江南通志》亦载：“明初元帅耿再成守润因遗址重建，指挥宋礼奉敕甃以砖石”。

    以上两次修筑镇江城，只有后者明确为加砌砖石，而前者是土城还是砖石城史料未予说明。但不久前的考古给出了答案：在1999年老北门街定波门瓮城考古中．曾发现两次夯筑城垣的现象，即叠压在下方的是元末的城垣夯土，表面有曾经使用过的活动面；而叠加在上方或外侧的明初夯土，则另加砌砖石。由此可以确认，元末耿再成筑的是土城．明初宋礼加修的是砖石城。

    此城平面近似方形，另加上东北、西北有两处伸出的角状部分，其东为府治（即铁瓮城），为北水关。志载城垣、城门及城隍设施：“城故周围十三里，高准二丈九尺。四门、月城、北门夹城合二干八百四十余丈，女墙一千四百一十五座，内外瓮城十座，城楼八座，水关、水门楼各二座，角楼二座。”“城门，东门二重，曰朝阳；南门二重，曰虎踞；西门三重，曰金银；北门二重，曰定波。水关二：曰南水关、曰北水关。四门，二关，各有楼。城隍，自西门至南关，通漕河；自北水关至拖板桥，通舟楫，余但蓄水而已”。

    明初镇江府城建成以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因防倭寇，“知府吴谦于府后附城筑垣，与城齐，以卫府治。二十一年（1593年）周回城垣复加高三尺，迤北附垣，增建虚台与北固山相对”。所谓虚台，俗称十三门，“其垣依城另作小城，凸出城外，方围十五丈四尺五寸，中空如月，城直下深五丈。三面有门，甃以石，中五，左右各四，分上下两层，凡门十三”。十三门实际上是封闭的门洞，亦即藏兵洞，其位置在今烈士陵园广场地下。

    清康熙元年（1662年）镇海将军刘之源修缮府城；雍正元年（1723年）镇海将军王釴重修，王釴在《重修府城记》中述及，“通计力作十六万工，需赀四万有奇”。而清代的重修仅是在明代城垣基础上的修补和整治，其投入就是如此之大，可想明初城垣兴建之时，其工程之浩大，所耗人力、物力之巨更是要数倍于此。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市考古中曾多次发现明清镇江府城遗迹：1994年，在胜利路侨源工地考古发现明代府城西垣东侧面遗迹，为下石上砖结构；同年，又在中山桥新世纪工地考古发现明代府城西垣剖面遗迹，呈梯形，砖砌为主；1997年，在京河路工业设计院工地考古发现明代府城南垣夯土及包石墙残迹 。

    而在明清府城考古中有一重大收获，即发现并揭示了明代定波门及其瓮城遗迹。考古迹象显示，明初定波门系利用南宋定波门旧址，在其上方和外侧予以加筑。此次考古发现的明代遗存，包括瓮城石垣、垣外平台、护城河、门外砖石拱桥（北门桥）以及主城门、城垣结合处等。

    镇江明初筑城有一个很大特点，即主要为为砖石结构、下石上砖。下部石垣-般都有4～5米高，5～6米宽，估算整个所用石材当在数十万立方米左右。石材来源一方面是在周边山上采凿，但在数量和时间上远远不能满足筑城的需要，因而，另一方面则是将原有城区的一些建筑石件、居民石物甚至石像、石碑等都取来使用。

    太平天国新城

    清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十四日，太平军攻克南京，随即派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吴如孝率军2万余人进攻镇江、扬州，二月二十日占领镇江。洪秀全命罗大纲与吴如孝守镇江。后罗大纲调离，“镇江、瓜洲等处水陆军务遂命如孝督理”。1857年 12月27日，镇江城被清军和春、张国梁等部攻破，吴如孝撤出镇江城。太平军，占领镇江前后长达五年之久。

    初时，太平军镇江守将殿左五检点罗大纲奉命建造座新城，以弥补明清府城之不足。“明代就故址修建镇江城，周围十三里，附郭瓦子、北固二山，都兀立城外。登山俯瞰，城垣反出其下，城中人烟井灶，历历可数。加以沧桑递变，临江一带，涨成平陆，城依旧而江愈远，从前凭以为险固的全失其势，故鸦片战争之役，英军架大炮北固山上，一击而府署堕坏，遂陷全城。太平大国既克镇江，见其受敌，乃北依江边，两傍运河而东南，环筑新城，仍与内城昆连，瓦子、北固二山，围筑其中，长六里有奇，建炮台六座，俨然以山为城，长江、运河为池。南则屏蔽大城，北则俯瞰击敌水师，最得形势。”

    新城的走向，“白西门桥口起，沿运河至江口，由江口至北固山，又自北固第一峰沿龙埂至十三门城下止，计三面，共长一千一百七十九丈九尺九寸，计六里有二百步。”

    新城滨江原有横桥门、得胜门。后来，为了百姓渡江、渡河和取水方便，又陆续开了16个门，连前共18个门：南角湾门、东角湾门、京口驿门、盛家巷门、袁公义渡门、钱家码头门、浮桥门、盐店巷门、李家渡口门、通津门（以上滨运河）；姚一湾门、小营盘门、道家巷门、横桥门、得胜门、新城闸水门、甘露门（以上滨江）；中埂门（北固山龙埂上）。

    2003年，在东吴路拓宽工地考古发现太平天国新城中埂门及城垣遗迹，其中，残存北侧门墩砖石包墙东壁剖面，宽约1米，残高约2米。另外发现沿着龙埂东侧的石垣遗迹，块石叠砌，宽约1米，残高约2～3米。此外，2010年在运河边黄花亭古街中．曾发现太平天国新城石垣遗迹，南北向，残高约l米，探方内显露部分长约10米，叠压在明清京口驿遗存之上。2011年在京口闸遗址考古项目中揭示出了太平天国新城沿江转向南至运河口的一段。东西向揭示长25米，残高4.5米，其截面上窄下宽，上口宽1.1、下口宽1.6米。城墙结构为夹墙式，南北两侧用石块横竖交错叠砌，其间填以小块石和砖块，城垣转折南北向，揭示长14.2米，残高1.1米。此段城垣由石块和砖构成，底部采用石块平砌4～5层作为基础，之上采用砖“横直相间”砌筑，每层之间由下而上逐层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