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实践表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经济制度适合我国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虽然我国仍处在工业化进程当中，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但是搞新自由主义无异于“饮鸩止渴”，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认识并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

    一、新自由主义是“鸩酒”，绝非救世良方

    新自由主义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以立场保守、政策极端右倾著称于世，在当时并不为社会与学界所认可。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包括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在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被英国撒切尔政府、美国里根政府予以采纳，因此声名大噪。后来“华盛顿共识”的提出更是使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其影响，俨然成为经济学界的一种主流声音。但是，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能发现，新自由主义给世界带来的更多的是恶果。

    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对资本家有利的变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一方面，中低阶层的收入上涨缓慢；另一方面，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收入剧增。据统计，在美国，2013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家庭，平均收入只有11500美元，而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平均收入达到19万美元。其中，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平均收入将近34万美元。与1984年相比较，富裕程度在前20％家庭收入增长了89％，其他80％家庭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增长，而最富有的10％家庭收入增长了116％，最富有的5％家庭收入增长了146％，最富有的1％家庭收入增长了241％，难怪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人们打出了“1％VS99％”的标语。英国、日本、法国等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发生。根据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于2015年初发布的研究报告《财富：拥有全部，想要更多》显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在全球财富份额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由2009年的44％增至2014年的48％，预计2016年将超过50％。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贫富不平等程度严重恶化，经济增长缓慢。

    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同样采纳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倒退。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截至2003年，26个原属于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中，19个国家的GDP水平仍没有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直到2007年，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的GDP才恢复到各自1990年水平的51％和66％。俄罗斯在实施“休克疗法”以后经历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都受到巨大破坏，从一个世界工业大国蜕变为依赖油气出口的资源型经济体。经济崩溃和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不仅给苏联和东欧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灾难，而且还带来严重的人口灾难，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人均预期寿命下降的情况。所谓的“转型”带来的萧条比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的后果更为严重，其给原苏东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亚于经受了一次世界大战。

    拉丁美洲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是经济却出现持续衰退。上世纪90年代后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这些改革的失败，拉美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拉美国家在1982年以后出现了经济持续衰退情况，直至1990年底才恢复增长趋势，但是1991—2000年GDP年均1．2％的增长率，与六七十年代的5．5％的水平相差较大，更是远低于同期东亚国家年均6．5％—7．5％的增长水平。其中国有企业私有化使部分政商精英一夜暴富，而普通民众却一贫如洗。2004年贫困人口已占拉美国家总人口的43．9％，社会矛盾激化，拉美国家接连发生罢工、民众暴动和军人政变，社会动荡不断，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或延缓。

    纵观过去几十年的世界发展历程，新自由主义绝对不是如其所描述的“救世良方”。相反，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使得许多国家陷入经济停滞和衰退、社会分裂或动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的困境之中。它进一步激化了各国的经济社会矛盾，是造成本轮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新自由主义及其完成形态“华盛顿共识”之所以给世界带来如此严重的危害和影响，核心在于其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和市场万能论的理论基石，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

    二、必须时刻警惕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不良影响

    在社会主义中国，也不乏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一些学者既没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没有科学理性地思考当代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更没有基于实际对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及“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政策实施后果进行正确评析，而是不加研判地向国内读者积极推荐，全盘肯定。这造成了新自由主义在一定范围内的泛滥，对许多人尤其是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消极影响。

    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是巨大的。一方面，鼓吹“市场万能论”，宣称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他们鼓吹市场自由，否定国家干预，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益的损失，片面地把国家干预看作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强调各行各业都用市场配置资源，甚至要求教育、医疗和一切公益事业也要市场化、商品化。另一方面，反对公有制，大肆攻击国有企业，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是未来中国成长的障碍，认为只有“全面私有化”，中国的经济才能搞好，提出所谓“国退民进”等主张。这导致上世纪90年代后期，许多地方掀起国企改革私有化浪潮，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论调和政策主张，实质是要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削弱党的领导，破坏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导和控制。

    面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带来的严重干扰，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三、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适合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上世纪70年代末在吸取历史和国际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我国积极施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二者相互促进，丰富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内涵，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诸多优点，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

    我们还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搞活了公有制经济，又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有利于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够拥有这样比较雄厚的综合国力和重要的国际地位，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持续稳步发展，都是与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密不可分的。

    必须强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着本质区别，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施行的转轨经济政策。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基础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将中、长期规划与市场自由竞争相结合，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以实现控制总量与产业结构的平衡。如果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比，可以发现，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赶超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走所谓“大市场、小政府”和国家管得“越少越好”的自由主义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8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折，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日益受到全世界广泛关注和普遍承认。

    四、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独树一帜、成就斐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并且对这条路坚定不移。所以，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能为“新自由主义”的错误观点所左右。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变革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显得尤为关键。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府与市场都具有配置资源和调节利益关系的功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政府对市场管得过多，就会抑制企业的活力，妨碍市场机制的作用，阻碍经济发展和效率的提高。但是，单纯的市场调节也存在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以及经济危机、贫富分化、生态遭到破坏等严重弊病。因此，政府与市场作为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两个重要调控力量，都是不可缺少的，既不能一味夸大市场功能，减弱政府职能，也不能一味夸大政府的作用，压制市场的活力。只有当市场与政府两种力量有机结合，协调互补，才能扬长避短。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发展阶段。我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满足全体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共同利益，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广泛凝聚发展共识，保证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此外，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既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紧迫任务，又必须妥善应对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不健全、资源环境恶化等长期问题，在这样的国情下发展市场经济，政府必须更好发挥作用。

    总之，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更好地结合起来，以忠诚担当的实干精神直面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难题，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必将日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