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之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是对中国道路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世界历史意义的高度肯定。
一
人类文明从来就是多样化的，这是因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造成的，但是在多样性的文明形态的发展中又是有着普遍性的规律的，这就是生产力始终是根本的动力，这个根本动力又是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体现出来。因此，“更好的社会制度”即是指能够顺应社会基本矛盾的要求、为生产力的发展持续开辟道路的社会制度。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如同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也显示出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但是，这个制度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的持续发展问题，因为它不过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取代了旧的剥削制度，尽管在这种新的剥削制度中，人类的文明进程加快了，人类自身的解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在它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显示出了自身的局限性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必然性，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
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条件问题上，马克思依据的仍然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他强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个正确的道理是极为深刻的。
后来的实践表明，在这个基本条件的制约下，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但是由于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和中国都处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状况，一个重大的问题随之产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否则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都将失去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基础。列宁敏锐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918年春写作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其后《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的任务,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的社会主义道路去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却没有千篇一律的模式。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8年至1920年期间，国内战争爆发，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的主要产地陷入敌手，苏维埃国家处境十分困难。为粉碎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发动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制定了“战时共产主义”这种特殊的临时性的社会经济政策，实行国内贸易国有化、余粮收集制、实物配给制、劳动义务制和全部工业国有化。战争结束以后，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由于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况，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危机面前，列宁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部分恢复私营经济，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仍归国家所有、允许自由贸易，恢复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废除实物配给制，实行按劳分配制，社会经济状况很快得到了好转。
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列宁指出：“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在推进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其潜在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这个模式在运行中逐渐走向了僵化，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建国以后，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从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开始的，毛泽东最先提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这个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
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围绕着民族复兴问题展开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从历史渊源上讲，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从实践成果上讲，它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从理论成果上讲，沿着这条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向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两大独创性理论成果：一是关于改变旧制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成果；二是关于发展新制度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成果。在这两大独创性理论成果中，蕴涵着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艰苦探索的基本认识。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到的，一方面，“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另一方面，“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人类文明在演进中一直在破解如何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同时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这个难题，它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也是实践检验社会制度优越与否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为破解这个难题指出了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正在为人类解决这个时代性难题提供制度选择的“中国方案”。
当然，这个方案的成熟还会有一个过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总的历史趋势，实现这个历史趋势需要具备复杂多样的历史条件，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将与资本主义在对立中共存、在借鉴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体现了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向上发展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还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面临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等新情况新问题，这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是关系到我们能否顺利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21世纪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在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问题上，我们既要有充分的自信，又要有清醒的自觉，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在赶上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时引领时代的发展。（何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