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支主力红军历经数万里艰苦跋涉，战胜各种险阻，先后完成整体性战略大转移，会师西北黄土高原，完成了可歌可泣的伟大转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从此取得了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直到人民解放战争的壮阔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长征为中国革命、中华民族留下了光照千秋的历史影响和彪炳史册的精神财富。

　　一、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自觉

　　中央红军湘江之战损失惨重，而遵义会议之后的红军却力挽颓势，“四渡赤水出奇兵”，当林彪等将领尚不能识得毛泽东战法精妙之时，其最大的敌手却已哀叹，红军“东西自如，不能如计歼灭，任其偷窜者三次，失却良机”！变化如斯，其故何在？答曰：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思想自觉。

　　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争取了周恩来、张闻天等重要负责干部的认同，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决策，事实上终止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权。中央红军正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开启了长征中红军在对敌作战问题上由被动到主动的第一次重要转变。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开始，由于毛泽东进入并在中央核心层确立了军事指挥上的权威地位，开启了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实现由错误到正确的重要转变，在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问题上由被迫到自觉的重要转变。

　　不难看出，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及时的、正确的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即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问题，不仅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而且在中国革命面前再一次擦亮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灯：在军事失败倒逼、在指挥挫折倒逼、在党内复杂的斗争倒逼的险恶环境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从斗争实际中开创新局面的共产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战争、认识了革命战争、认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内在规律性，万里长征转战到黄土高原上的共产党人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集体性的思想自觉，再一次向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展示出所拥有的强大真理力量。

　　二、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自觉

　　长征中红军、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转危为安，说到底，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浴血奋战的漫漫征程中，有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政治自觉及政策的伟大转变：坚持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最终以长征的胜利实现中国革命的转危为安，进而推动中华民族转危为安。

　　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各支主力红军长征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加紧推行侵华政策，华北虽大再也无法安放一张小小的书桌。中华民族危如累卵，这让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地肩负起民族救亡的使命。从长征期间遵义会议的各项调整开始，一时一事的积累、一点一滴的调整，终于在瓦窑堡爆发出猛烈的光热：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这里适时地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拥有强大政治动能的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地调整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更进一步地调整了阶级阶层的政策，等等。由此，僻处黄土高原的中国共产党人扛起了领导民族救亡的大旗，牢牢地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对富农政策调整是撕开“左”倾错误的突破口，就是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的长征途中，由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一步步地完成的。早在1935年1月，戎马倥偬的红军总政治部通令各部，调整对中央苏区时期过“左”的政策，强调对富农要“暂时不重新分配他们的土地与没收他们一部分农具”，这是一个体现出共产党人对国情、尤其是对阶级阶层新认识的政策调整。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1935年12月6日作出《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这是政治路线调整的预演，是根据地建设转变的重要举措。更有无须赘言者，在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内进步力量统战政策的引导下，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的精心指导，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杨虎城率领的17路军、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等，纷纷转变“剿共”立场，愿意与红军一道联合抗日，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不过是历史透过偶然性再一次证明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历史逻辑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