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长征是一幅中国革命的壮丽画卷，是一部人类精神的不朽诗篇。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路上的山山水水，见证着生死攸关的转折，也留下了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传唱后世的故事。故事的背后，生动诠释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堪称世界军事史的奇迹。

　　八十载斗转星移，八十年波澜壮阔。当年的红军部队如今身在何方？红色基因怎么赓续，长征精神如何传承？在“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强军目标的引领下，如今的红军部队在进行着怎样不忘初心的“新长征”？本报今起开设“长征记忆·寻访红军部队”专栏，走进那些著名战役的战场，重温那段奇绝惊险的历史，寻访红军种子部队走过的足迹，开启不一样的长征记忆。

　　壁立千仞，江声浩荡。眼前的乌江，便是80多年前见证红军长征生死转折的战场。

　　“纵横天下路，难过乌江渡”。乌江以滩多、谷深、流急著称，全长千余公里，自西南向东北斜穿黔地，形成贵州南北天然屏障。

　　1935年1月1日，伴随着新年的第一场雪，红军用一场漂亮的战斗，在这天险之地书写了一个“伟大的转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出发时中央主力红军8万多人，抢渡湘江伤亡惨重，锐减为3万余人。在红军喋血湘江、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力谏中央，挽狂澜于既倒，红军急奔黔北，强渡乌江，向遵义挺进。

　　突破乌江，是红军面临的生死之战、传奇之战，也被誉为长征十大胜战之首。突破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凭借乌江天险围堵红军的企图，也宣告了李德等“左倾”错误路线的终结。

　　这是一场怎样奇绝的战斗？战场是怎样的地方？当年的红军部队现在转隶何方？他们如何续写新时期改革强军的新篇章？采访小分队奔赴现场寻求答案。

　　（一）

　　“一次二次三次，我们三班人顽强抵抗，终于稳住了敌人的反冲锋，最后以5个连续炸弹，完全击溃敌人，夺取了敌人视为天险的高崖……” 2016年8月底，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记者看到来参观的小朋友熊艺新，拉着父亲的手，正一字一句地读着1935年《红星报》上的一篇新闻稿。

　　这是1935年1月15日，由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以《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第一个战斗》为题，对突破乌江进行的精彩描述。从这段文字中，我们清晰感受到，当年红军在突破乌江天险之后洋溢的喜悦和兴奋之情。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突破乌江就发生在转折点的前夜，这场战斗给红军带来了新生。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湘江之战红军人数锐减，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议，放弃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1934年12月底，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原准备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师的中央红军在通道县来了个急转弯，奔向贵州，随即兵分三路突破乌江天险。1935年1月1日至6日，中央主力红军分别在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三个渡口强渡乌江，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智取遵义城。

　　当年枪林弹雨的痕迹，依稀尚存。据记载，在三个渡口担负强渡任务的部队，是长征以来一路夺关抢隘的开路先锋——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师第四团和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

　　家住瓮安县南关镇边坡村的林松老人，已年届70。他告诉记者，父亲林木森就是乌江战役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当时父亲不到15岁。他说，乌江最先突破的，也是最著名的，当属江界河渡口的战斗。我们即刻驱车前往江界河渡口。

　　（二）

　　江界河渡口位于黔南州瓮安县龙塘乡。这里是典型的山区，通往渡口的公路九曲十八弯。抵达江界河渡口时，记者已是头晕目眩。

　　这就是当年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渡口吗？300米宽的江面，碧水微澜，平湖高峡，已难觅湍急的水流。对岸江湾处，一些渔民正在网箱养鱼。渡口边，写有“长征号”字样的渡轮一字排开。

　　62岁的犹家驹是生在乌江、长在乌江的摆渡人，他对这里的变化了如指掌。他告诉记者，这里先后建设了多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已将乌江水位抬高160米，当年的渡口、碉堡战壕，都已在水下了，当时的江面只有几十米宽。

　　犹家驹的三伯犹泽红，当年曾帮红军摆渡，“他已去世30多年，我小时候，经常听他讲长征的故事。如今，每年有不少游客来寻访红军长征的足迹。为了这个，我专门收集突破乌江的故事。”犹家驹说，“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是渡江的主攻力量。1935年1月1日，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亲自到江边组织侦察，认定对岸渡口有敌重兵并修有坚固工事，渡口上游约500米处老虎洞敌军防御力量薄弱。于是提出佯攻对岸渡口、主攻老虎洞的作战计划。以四团三连连长毛振华为首的5名战士发挥了关键作用。”

　　得知我们要寻找老虎洞，29岁的王富坤自愿开船为我们当起向导。他说，小时候经常在乌江两岸砍柴，依稀记得上老虎洞的路。

　　渡船穿行在乌江，虽然江面平静，但暗流汹涌。从渡口航行15分钟，王富坤告诉我们：“老虎洞就在那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崖壁上灌木密布，洞口隐约其间。在王富坤带领下，我们钻入灌木丛，披荆攀援，100多米的路程，爬行了半个多小时。洞口处，一群蝙蝠扑面飞来。站在这里，我们仿佛听到当年的枪炮雷鸣。

　　1935年1月2日夜，毛连长和4名勇士在老虎洞里度过一夜。第二天，大部队强渡，5名战士摸到敌人背后，发起突袭，敌人顿时乱作一团。红军乘势抢架浮桥，大部队冲了过去，江界河渡口强渡成功。“这是一场奇绝的战斗，红军只牺牲了3个人。”犹家驹说。

　　江界河渡口的战斗动摇了整个守隘的敌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军团第四师随后在余庆回龙场渡口、开阳茶山关渡口强渡成功。至此，敌军江防被红军全线突破，乌江天险被红军踩在脚下。

　　突破乌江成功，毛振华获得毛泽东主席颁发的红星奖章。

　　在渡口，记者见到几名游客，他们感慨说：“只有身临其境，才知胜利来之不易，更能体会长征精神。”

　　（三）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当我们沿着乌江沿岸，踏访当年红军走过的土地，再次深切领悟到这一真理。

　　突破乌江之前，敌军损毁了江边所有渡船，扫荡了河岸村落房屋，连一支木桨、一块像样的木板也没留下。

　　“面对敌人重重封锁，红军能以较小代价突破乌江，离不开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与我们同行的武警黔南州支队政治处主任乐建华说，“当时红军刚来到时，不少群众藏了起来。后来发现红军纪律严明，还打土豪分财物，便坚信红军是穷人的部队，都悄悄回来帮忙。当时，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砍竹子、扎竹筏、搭浮桥，想尽办法帮红军渡江。”

　　为红军渡江当向导、给红军部队当挑夫……这样的故事，真实地发生在当时。今年80岁的向文贤老人告诉记者，“首批从茶山关渡口强渡成功的8位勇士，就是由父亲周海云亲自划船的。战斗结束后，红军还专门送给父亲一辆马车。”目前这辆见证军民鱼水情的马车，就放在遵义博物馆里。

　　突破乌江的决定，是在猴场会议上作出的。猴场会议被周恩来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作了直接的准备，成为连接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与遵义会议的重要纽带，改写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

　　在猴场会议期间，红军一面休整，一面大力开展宣传。“每天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红军宣传队在墙壁和门板上写了大量标语，号召行动起来，参加红军。”向文贤说。

　　猴场会议纪念馆内，门板标语依然清晰可见：“欢迎白军弟兄来当红军，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白军是军阀的军队”“打倒国民党军阀，打倒土豪分田地”……

　　为什么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怎样做到一边战略转移、一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从这些门板标语上便可见一斑。

　　（四）

　　岁月更迭，部队轮转。当年的英雄连队今安在？记者一路北上，寻访突破乌江的种子部队。

　　在河南新乡的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军史馆，记者见到了授予叶挺独立团红一连“强渡乌江模范连”的锦旗。

　　毛振华连长等5勇士的故事，就发生在红一连。成功强渡乌江后，该连被授予模范连称号。80多年来，一茬茬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液、植入骨髓，连队官兵人人能口述强渡乌江的故事。在该连，官兵身上始终带着一股“虎劲”：比武考核，不拿第一就算输；军事训练，瞄着“优秀”练。该连多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连”。

　　在吉林拉法山下，成片的苞米随风摇摆。陆军第十六集团军某机步旅就驻守在这里。来到部队时，该旅三营七连正在进行单兵作战训练，全连官兵精度射击科目的优秀率达90%以上。

　　“七连就是突破乌江的一支种子部队——红三军团先遣团五连。”七连老指导员田卫东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刚入伍的田卫东就注意搜集连史。

　　1935年1月2日，红三军团先遣团五连作为先头部队，奇袭乌江茶山关渡口，率先突破敌人封锁线，第一个冲过乌江对岸，为掩护部队主力顺利过江作出突出贡献，被授予“突破乌江第一连”称号。在原沈阳军区的档案中，记者看到了这份记载。

　　陆军第十六集团军政委卢少平向记者介绍，经过80多年的积淀，部队形成了以“攻坚克难、英勇无畏，闻战则喜、力夺头功，机智善谋、敢打必胜，追求卓越、开拓创新”为主要内涵的“突破乌江精神”。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他们瞄准打赢来练兵备战，凭着“突破乌江精神”，在演训场上一次次攻城拔寨。连队先后经历从摩托化步兵到机械化步兵、从红军先进到蓝军先锋、从执行单一任务到遂行多样化任务3次编制调整。虽然装备“大换血”，任务“大变样”，七连一代代官兵始终勇立潮头，勤于创新，实现了一次次华丽转身。

　　穿过烽火硝烟，跨越岁月长河，“突破乌江精神”仍在种子部队赓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