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进步，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回顾以往，静观现实，更加彰显中国式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和科学性。

　　在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着全球治理挑战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毫无疑问，各个国家因规模大小、文化传统、体制机制、发展水平、地缘环境各不相同，治理起来其目标也各有轻重缓急，其主次考虑也应该各有不同。在这个范畴内，一方面要继续尊重各国的主权和各自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考虑到各国社会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而各国的发展模式，根本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有整齐划一的设想和普世归一的妄想。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及各类国际组织、社会组织又的确共同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挑战，例如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疾病传播，等等。既然是共同挑战，就迫切需要彼此合作、携手共治，防止“公共性的悲剧”，走出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无政府主义的泥潭。

　　欧美面临的挑战及其背后

　　欧洲这个似乎被公认为现代化的先行地区，近年来，也面临着一系列叠加的挑战、风险乃至危机：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到欧元区经济-金融挑战；从克里米亚归属问题到新的地缘政治紧张；从日益增多的来自北非中东的各类移民到难民危机；从来自外部的恐怖主义袭击到源自内部的极端主义威胁；从英国的脱欧公投到蔓延整个欧洲的非欧化和忧伊化情绪。这些令人忧虑的现状，是当初设计欧洲一体化的战略家们—不论他们多么具有长远眼光和战略韧性—所未曾预料到的，也是欧洲推动一体化以来所从来没有过的。

　　各类新的老的和新老交替的挑战和风险，连美国也不能幸免，其中产业的空心化、政治的极端化、处理国际事务中的非民主化，已经成了美国的顽疾。而美国2007-2008年所遭遇的次贷危机，雷曼兄弟倒闭所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也是一次典型的“未曾预计到的结果”，它实际上是7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经济-金融危机。它在美国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最核心部位爆发，且一直蔓延到世界各地，至今仍在持续发酵着。而这次危机不同于此前的亚洲金融风暴和拉美等地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灾难：首先，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的核心而不是边缘地带；其次，它并非某个人或某个党所为，亦非由某党的某项具体政策所致；再次，它甚至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周期性危机，不会像以往那样，一两年萧条后即可转入复苏、接下来又是新一轮的繁荣；最后，它不仅几乎是谁也没有预测到，而且是结构性地改变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基本格局。这样的一场灾难，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以及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所从来没有过的。

　　至于“冷战”结束后，世界不仅没有迎来所谓“历史的终结”，而且，全球层面的贫富悬殊拉大、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层面的愈发不平等，以及能源、资源的过度开发、不公分配和不当利用所导致的气候变化和生态蜕变等，已经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不得不面临的共同挑战。

　　在这诸多的挑战背后，西方主导的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失序，社会失范，安全失控，管理失职和体制失灵。

　　我们似乎又到了看“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但是，由于世界早已是一个相互依存、经济彼此影响的整体，如果真的天下大乱，我们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甚至也会被殃及池鱼。现在的“山雨欲来”，不是简单的重蹈世界大战，而是需要警惕西方各国在投资－贸易上的保护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社会上的排外主义，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种种后果。

　　更重要的是，整个世界似乎都进入到这种风险时代之中，或者说，都面临着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那么，国际关系重建、世界秩序重构、同盟—伙伴关系重组、游戏规则重塑就不可阻挡地摆在世人面前。而这一系列的重建、重构、重组和重塑的过程，使人们不由自主地想到，西方继续主导和支配世界的可能性不是增加了，而是降低了。

　　中国道路的意义

　　所有这些似乎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今天的欧洲人在反思，英国的“脱欧公投”不过是一个“黑天鹅”般的案例；美国的特朗普现象（以及此前的占领华尔街现象、茶党现象的风波迭起）不过是一种极端化的表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也都在观察和思考，“反思现代性” “风险社会”，就是这类观察与思考的题目。同时对“非西方式的发展道路”的日益关注，也成为这种观察和思考的集中体现。其中，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势头最好的“中国道路”，毫无疑问地成为一种最具有吸引力的模式与可能。

　　当然，“中国道路”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走着。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走过了五四道路，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再经过建国之路，尤其是改革开放之路，才有了今天的中国道路。一方面，道路、模式之争在世界层面已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中国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艰辛探索治国理政。可观的成效在鼓舞着我们，中国道路既适合自己的国情和文化，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治国理政的多样性增添了刮目相看的鲜活案例。

　　过去，我们通过革命与建设的两个30年（1919-1949和1949-1979），解决了“挨打”（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问题，通过改革与开放的30年，解决了“挨饿”（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问题。今后，我们还要通过加强治国与理政的30年，解决好“挨骂”（文化话语权与制度正当性）的问题。回望这几个30年，我们已经取得了近代以来最快的经济发展，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减贫脱贫，见证了西方工业化以来数量最多、次数最频的人口-劳动力流动，也经历了与之相伴的最深的结构（工农、城乡、产业、代际）调整和变迁。而这一切，是在最小的社会代价下取得的，我们的发展，是在既无内战，也无对外侵略、殖民的条件下取得的。这一切，都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优势：渐进式发展，东方式管理，普惠式分配，共识式理念，共享式未来……

　　几个30年，不过是漫长历史的一瞬间，西方统治、支配乃至称霸世界，也就是300年的时间。从3000-5000年乃至更长的中国历史角度看，我们讲四个自信，有足够的理由和充实的依据：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间正道，共同富裕；天下无外，互利共赢。这些，不仅都能找到历史的依据和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是我们正在践行着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根。

　　本来，世界上任何一项事物，其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大，涉及的个体越多，那么，很可能，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强。以这样的视野和逻辑来看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就绝不仅仅是一个个案，更不仅仅是一个例外。

　　在即将召开的G20峰会上，除了就目前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增长与发展、资源与气候等具体议题我们要拿出自己的提议、建议、倡议外，也完全可以在中国式治理（包括及时回应、灵活调整、部门合作、上下协商等）方面与各国分享自己的经验，完全可以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的发展理念与列会的各成员国一起探讨，就新的世界愿景，包括共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共享一种更协调的发展，共治一个更相互依存的全球，与各国人民共同展望。

　　我们期望，这是一次成功的峰会，也应该是全球关切加上中国方案、中国方案回应世界关切的峰会。如果是这样一次成功的会议，那就将不仅仅影响一国、一地、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