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党的十八大后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一大重要举措，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发出的党要管党的重要信号。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同时还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应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必然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充分体现其先锋作用，一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社会发展方向上发挥引领作用。二是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以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三是坚守积极向上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在行动中发挥带动作用。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内在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长期以来，密切联系群众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以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利益，而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从党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在全党上下较好地反映人民群众利益时，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进行得顺利而成效卓著。相反，则会遭遇挫折甚至失败。而今，已全面执政66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如果放松对自身的要求，就是严重脱离群众的表现。共产党员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作最高的准绳来要求自己，从而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从严治党的落脚点。

    从严治党也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根除各种腐败现象，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断摸索惩治腐败的方式方法，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权力反腐、运动反腐和教育反腐，到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制度反腐，再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即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同样重要的位置。建立健全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标本兼治，将教育、监督、改革、纠风、惩治、预防等多种方式综合并用，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党的十八大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反腐倡廉的新思路，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反腐倡廉之路。

    《条例》前所未有地突出了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的原则，强调“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抓早抓小”，将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从约束主体而言，《条例》将纪律约束的对象从党的领导干部延伸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强调全员性、全覆盖。从约束的时间而言，《条例》将纪律约束贯穿于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党内生活的全过程。从约束空间而言，《条例》丰富并重构党的纪律体系，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六个方面细化违纪行为，制定具体处分条款，强调进行全方位约束。《条例》特别规定惩治近些年新出现的违纪行为，如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这些规定充满了现实针对性，对形形色色的违纪行为形成强大而严密的控制网。

    与《条例》印发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加之原先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为形成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准则》和各《条例》内容相互照应，充分体现了惩戒机制、防范机制、保障机制三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初步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这一体系反映了《准则》、各《条例》与国家宪法法律的关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发生违纪行为时，首先要受到党内法规体系相关规定的约束与惩治。如程度严重，触犯法律，将同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一体系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与《准则》、各《条例》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准则》和各《条例》是对《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丰富和具体化，使其更具现实依据，更易于操作。

    应该指出的是，制度的制定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最关键的一步还在于制度的真正落实和执行。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迅速组织开展对《准则》与各《条例》多种形式的学习与宣讲活动，探索纪律教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真正使每一位党员熟悉并准确把握所有内容，印刻于心，并准备外化于行。在此基础上，结合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个人的实际，配合党的“三严三实”教育，对照和检查六大纪律的规定，找出不严不实的差距和问题，确保每一位党员权利得到保障，义务得以完成，责任充分到位。

    《准则》与各《条例》的印发，必将把党的十八后开展的反腐倡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带来新的气象，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党员的形象，重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