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

    国内舆论场上的“左右”之争有个挥之不去的命题，即总要在中国制度与西方制度之间分出高下。虽然有人经常拿出一些西方制度优于中国制度的例子作为论据，但这些例子多半只是流于表象，只能说明双方存在精神世界和政治观念差异，或是表明二者存在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不同。

    以包容度为例，西方国家的精神大厦建筑于宗教信仰之上，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管是犹太教还是再生出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皆如此。当年犹太教创始人摩西带着希伯来人出埃及，在西奈沙漠搞了个清教运动。为什么在艰苦的环境中停下来清教呢？因为出现了偶像崇拜，影响到了虔诚度。再看集中了三大教爱恨情仇的耶路撒冷，基督教对异教徒的迫害，伊斯兰教的现实冲突等等，这些都印证了一点：只要进入根本的信仰信念层次，没有坐视自己的精神世界被瓦解的包容与宽容。

    而在中国，共产主义已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民族选择和政治信仰。既然如此，它就要求追随者足够坚定，坚决排除在精神领域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不利的挑战。这才有了过去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抛弃，有了如今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警惕。如果中华民族允许自己的精神系统被肆意侵蚀，那么从逻辑与规律上看未必是宽容，而是一种自我瓦解。

    若从政治观上分析，也可得出同样结论。西方认为，政党政治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围绕自身的利益展开博弈，因此有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观点：政党没有谁比谁高尚，大家博的是执政能力，谁抓住了选民谁执政。某种意义上西方政党轮替就是源于这一逻辑。中国的政治观标定的是政党与政治制度存在先进与落后，评价标准是谁为更广大的人民利益服务。这个差异背后是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价值坐标和评价体系，政治制度设计和权力运行。

    原本，弄清问题的实质并不困难，但因西方挟文化强势与先发优势，设计了奠基于其自身文化传统、制度模式和价值系统的游戏规则和话语系统，所以后发国家注定吃亏。如果用别人的标准评价自己，所做的一切往往看起来是落后甚至错误的。那么，为什么冷战时期并非如此？因为那时世界存在两种制度模式、两大价值体系、两大话语系统，怎么讲都能自圆其说，都有听众。但如今世界上最为强势的体系标准和话语系统只有一种，其他各方要么接受评价，要么封闭起来。这种现象和规则将长期存在于国际社会，要想使其有所改变，一要依靠不断发展提升自己，做大做强，二要依靠民众觉悟。

    毋庸讳言，我们尚存大量需要改进的东西。大国崛起于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高点来发挥引领作用，才能赢得认同和追随。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每个国家的精神系统和政治制度都有一个修正和完善过程，前进步伐一定要与自身文化传统、人文基础等要素和条件相吻合，坚持循序渐进。▲（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