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向30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帮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他，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位抗战老战士。

他，1916年出生于镇江姚桥，21岁离开家乡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八路军三五九旅工作，参加过反“扫荡”和对日反攻作战。他历任装甲兵直属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兵指挥所政委、装甲兵工程学院副政委、坦克技术学校政委、军委装甲兵副政委。无论官居何职，他始终听党指挥，对党忠诚。

他，戎马一生，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就是99岁的镇江籍抗战老兵于丁。虽已到期颐之年，但回想自己的戎马一生，他仍记忆犹新。而对家乡镇江的感情，于丁也是永存心中。

接触进步文学，萌发改变现状的欲望

初秋的北京，天气有些闷热。17日下午，站在复兴路一处军区大院门外，大门两侧站岗的战士，让人肃然起敬。怀着崇敬的心情地走进这座大院，穿过一条两旁满是郁郁葱葱银杏树的道路，来到了一幢公寓楼前。进电梯，上10楼。

“你好，你好，来了啊……”刚踏进于老的家门，原本坐在椅子上的于老起身相迎，“你是从镇江来的？你是从镇江来的？”见到家乡来人，99岁的于老心情有些激动，他紧紧地握住记者的手不愿松开。眼前的于老，头发和眉毛都已发白，脸上也有几处明显的老年斑，但是他精神矍铄，笑容满面，十分平易近人。

客厅里，与于老相对而坐，他的身后，是一盆盆生长旺盛的植物，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对于年轻往事，老人娓娓而谈。

1916年12月，于丁出生在镇江姚桥区束家村的一个半商办农的家庭。于丁兄妹7人，他排行老五。

“我6岁的时候就进村里的私塾读书了，喜欢读《孔子》《孟子》《论语》，我当时《论语》能从头背到尾。”当年读私塾的勤奋，于老仍记在心中。读完6年私塾后，12岁的于丁入县宗张巷小学读书，毕业后14岁时考入镇江乡村师范学校。于老说，在读师范期间，他看了鲁迅、郭沫若等人写的文学作品，受到进步思想影响，感到当时社会黑暗，贫富悬殊大，存在剥削压迫，便萌发改变现状的欲望。读了4年师范毕业，1934年于丁被分配到县黄墟小学当老师，教了一年书后，报考上海新华艺专被录取。

在上海学习期间，于丁读了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得知华北正在闹五省自治；全国的“救七”运动高涨；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正如火如荼……他的思想受到了强烈的触动，他厌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求荣。在读了范长江的文学作品后，他对红军和共产党有了亲切感。但由于当时家里已经衰落，生活拮据，在上海新华艺专学习了两个学期后，于丁只好回家乡找工作，在镇江新河小学任教。

放弃安逸生活，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注定让内心追求进步的于丁无法安心教学。“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国难当头，国土沦丧，民族危亡，镇江当时也遭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人心惶惶。”于丁说，当时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决定放弃安逸的生活和稳定的工作，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于是他联系好友和同学等4人，前往延安找共产党和红军。9月，他们水陆兼程，几度辗转，终于在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10月，在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安排下到云阳青训班学习。一个月结业后，他被转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陕北公学是共产党创办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专门培养抗日先进分子，“当时的学习环境十分艰苦，上课、吃饭都在露天，又正值寒冬，大家手脚都被冻裂、冻肿，但没有人叫苦退缩。”于丁说，当时虽然学习很艰苦，但是他们是为抗日而学，为救国而学，比起那些在前方流血牺牲的战士，这些苦不算什么。

1938年1月，于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月，他转入抗大四期学习，11月，于丁转入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是中共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干部学校，在这里，于丁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报告和讲课。一年多来，于丁系统地学习了哲学、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马列原著等知识，对马列主义整体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对党的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提高了思想水平，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和抗战必胜、日寇必败的信心，也为他后来成为一名合格的政工干部，打下了良好基础。

突围中滚下山坡，忍着伤痛参加战斗

1940年2月，八路军第120师359旅旅长王震到马列学院挑选干部，于丁被选上。1944年11月，359旅一部组成南下支队，于丁报名参加，被分配到直属警卫连担任连指导员。

于丁说，这一时期日军大势已去，处于守势，他们白天出来扫荡抢掠，晚上不敢出门，不敢在小据点和偏远地区驻扎。但国民党军队常在这一带骚扰，他们不打日伪军，专门掠夺百姓，奸淫妇女，镇压革命力量，袭击八路军小部队，对此，他们南下支队多次予以痛击。

1946年6月，蒋介石调动30余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于丁随359旅参加中原突围战役，于丁说，有一次部队夜间沿山路急行军，以摆脱国民党的追击，由于极度饥饿和疲劳，他一脚踩空，滚下山坡，幸被坡上的庄稼秸秆挡住，才幸免于难，但是他浑身是伤，满口牙都松动了，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奋力向上爬，终于回到山路，忍着伤痛随队继续前行参加战斗。于丁说，359旅在36天中，历经无数战斗，以顽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杀出重围，出色完成了战略转移与战略牵制重任。

1949年1月，解放军统一番号，于丁所在部队改番号7军19师59团，于丁任59团政委。5月，于丁调7军政治部任组织部长。

1951年5月，于丁调军委装甲兵政治部任组织部长。1961年5月，装甲兵工程学院在西安成立，于丁任该院副政委。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院正常工作受到冲击，于丁被当作走资派遭到批斗，学院教学中断，院党委和机关工作一度瘫痪，于丁一度感到茫然。在这场复杂的运动中，他蒙冤受屈，但他竭力维护学院的团结和稳定，坚守工作岗位，履行职责，尽力为党工作。1970年12月，于丁升任装甲兵副政委。1983年11月，于丁离职休养。

被习主席授予纪念章，是无上的荣誉

虽然已近百岁，但于丁仍思维清晰。谈起9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授予他纪念章的事，于老连说很难忘。他说，当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习主席见到他们这些抗战老兵，在远处就向他们微笑并挥手致意。“习主席真的非常平易近人，很尊重我们这些老兵。”

“当时央视主持人康辉也在现场，在习主席将纪念章颁发给一位抗战老兵之前，康辉就会简短介绍一下这位老兵的个人信息。”于丁说，当时习主席来到他的面前，为他颁发纪念章，和他握了手，“我们俩并没有进行任何语言交流，只是互相点头致敬。”于老说，能被习主席授予纪念章，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为了追求进步，参加革命，于丁的名字被他自己改了又改，他原本并不姓于。原来，小时候，父母希望他以后能荣耀先祖，便给他起名为“束荣祖”，后来在读书期间接受了进步思想，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名字很封建，便把名字改成“束熔铸”，意思是希望自己能在时代的大熔炉里重新得到铸造。参加革命后，为了保护家人，又重新给自己起了个名字，从笔画越少越好的方面考虑，他给自己起名为“于丁”，如今，他的子孙辈们也延续“于”这个姓氏。

戎马倥偬，革命初期，于丁一直忙于事业，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解放后，在部队休整期间，他认识了在军队宣传部工作的王碧兰，他们相知相恋，于1951年，举办了一个简朴的婚礼。

在与于老的交谈中，王碧兰老人一直坐在于老的身旁陪伴着他，还时不时递上手帕给他擦汗。“能和他在一起，我从不后悔。”今年85岁的王碧兰老人红光满面，她说：“我认识于丁的时候才20岁，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十多岁，但我觉得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就是要和他在一起。”王碧兰老人笑着说，因为年龄问题，当年她的母亲坚决反对他们结婚，差点就和她断绝母女关系。

“这辈子我们很幸福很快乐。”说着说着王碧兰老人就握住于老的手，深情地看着他。此时的于老，也看了看坐在他身旁的老伴，点头微笑。

对家乡的情不会改变，更不会忘记

21岁就离开镇江远赴延安参加革命，如今于老离开故乡生活已近80年，虽然中间也曾回镇江多次，但在交谈中每次一提到“镇江”二字，记者从于老的眼神中仍能看出他对家乡的思念。因为，镇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那里有他的童年，那里让他难忘。

“金山、焦山、北固山，还有南山竹林寺。”回想起镇江，于老首先谈起的就是他当年特别喜欢去的几个景点，“好多年没去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有机会是要再回去看看。”谈起镇江，于老一脸的向往和憧憬，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他一直不曾忘记自己是镇江人。

“难忘故乡情，希望镇江发展更好。”于老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还会每隔几年回家看望一次，后来回去就少了，最近一次回去还是在2009年，也只是短暂停留。“家乡变化真的很大，变得真美。”于老的家在姚桥，前几年镇江新区的发展，让于老大为惊叹。

虽离开多年，但于老仍心系家乡，只要家乡有困难，于老第一时间会出手援助。多年前，有一次家乡来信，说遇到困难，希望于老能给以帮助，得知情况后，于老二话没说，立即想办法给予帮助。于老说，不管是曾经还是将来，他对家乡的情不会改变，更不会忘记。

谈起家乡，于老心潮澎湃，有些激动，也许是他觉得有点热，便将上身穿着的衬衫纽扣解开了几个。王碧兰老人见于老解了纽扣，笑了，她说，天气热的时候，于老平时在家里，上身只穿背心从来不会再穿件衬衫，这次得知家乡有人来看他，他特别的高兴，为了表示对家乡人的尊重，他特地穿了件衬衫。

离别时，于老还坚持出门将记者送到电梯口，挥手告别，并表示，一定要把他对家乡人民的问候带到。

记者 孙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