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那段烽火弥漫天空的岁月，在那个中国生死存亡之际，有这样一群人，挺身而出，舍身忘我，浴血奋战。他们，在民族大义中用顽强的身躯挺起了中华民族坚硬的脊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抗战老兵。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由300余名抗战老兵、英烈子女、抗战支前模范组成的2个乘车方队，行进在受阅方队最前面，接受祖国和人民的致敬。分布在祖国各地的抗战老兵虽然不能亲临现场，但都以自己的方式见证纪念抗战的荣耀时刻。中国青年网记者走进各地寻访抗战老人，为9·3阅兵献礼。

　　中国青年网太原9月4日电 (记者 王子瑞 张宏洋 王再文 杨志勇)在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境内的战役战斗频繁、战争区域广阔、敌我斗争残酷，今天举国欢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各地开展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缅怀先烈，慰问抗战老兵的活动，中国青年网记者走进山西荣军医院，看望并采访了那里的抗日老战士。

　　郝延良，1929年生于山西临县，曾参加过解放太原、临汾、包头、石家庄、大西北等战役，荣立三等功一次，1954年退休。

　　郝延良老战士。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再文 摄

　　今年84岁的郝老虽至耄耋之年，依然精神矍铄，看到记者来，显得十分高兴，是啊!70周年，举国欢庆哪!何况是一个亲身经历者，满头的白发、和头上的伤痕已经告诉我们，那个年代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在与记者亲切握手后，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发生在他记忆里的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15岁入伍 第一次作战受伤后让他变得更坚强

　　1929年出生的郝延良，在15岁那年便加入中国八路军358旅，成为一名抗日战士。在对日作战中，头部、腿部分别中弹受伤。“当时我们在柳林参加对日作战，我自己都不知道腿部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战斗结束，小腿肿的比萝卜还粗，才发现自己受伤。”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撩起了裤腿，一块块铜钱一样大的黑斑映入记者眼帘，在左小腿部位足有2/3面积，“小鬼子的子弹是打不垮我的，你们看我这不好好的，”郝老对记者说道。

　　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三光政策

　　“记得那年，战斗打了好一阵子，停了一段时间，过年的前一天，本来以为大家可以平静地过个年，一进村，在村口就闻到了一股股烟焦味，心想，村里肯定遭祸害了，果然，跑到村里，整个人都呆了，上百户人家，房子都被点了火，有的正着着火，有的已烧的一干二净了，天寒地冻，我们都没有地方可去。实在是冷的不行，我们就去山上砍了一些树干，围在窑洞口御寒，附近方圆十几里地的村子都烧光了。烧完一个村子，就烧另一个。老乡们的东西也被他们抢光，能拿的都拿走，我姨姨家老少一共十一口人，被日本人活活给烧死了，十一口人啊，都被烧死了!”谈起当年的事儿，郝延良老人的眼里泛起了泪光。

　　一颗炮弹夺去30多名战友的生命

　　在另一次对日战斗中，敌人的炮弹呼啸而来。炮弹在郝延良不远处炸开，连同郝延良在内的30多名士兵一同埋在黄土中。“三十多名士兵，一共才救出来两个人。一个战友在送去就医的途中死去。只有我活了下来。现在患有肺气肿，就是当年留下的后遗症呢。”

　　然而，对于士兵们来说，受伤受苦，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武器的匮乏，郝延良讲道。“在我们机枪班，一台机枪只有仅仅5发子弹。每个士兵配备3个手榴弹。机枪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能打一下，子弹的珍贵性可想而知。平常的时候，部队实行游击战，偷袭敌人，缴获武器。等敌人缓过神来，我们就撤退。”

　　在吕梁的包围战中，我们四、五个团的兵力将日本人围困在城内，在城墙边上架着云梯，和日本人展开了为期4天的战斗。战斗过程中，自己的子弹用完了，就赶紧捡起身边能用的步枪，继续战斗。这样一直僵持到第四天，在八路军的连番攻击下，日本人终于撑不出了，我们最终取得了战争胜利。”

　　郝延良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抗战胜利70年过去了，该好好地庆祝下，是啊!和平来的太不容易了，这段历史是残酷的，但不能忘记。打仗的时候我最盼望的事情就是解放后每晚都能好好地睡一觉，可是今天，我却不想睡。

　　同时，记者们还分赴山西各地，寻访各地抗战老兵，把他们的抗战履历定格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刘德林老战士：日本鬼子最怕我们造的手雷

　　刘德林老战士 。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再文 摄

　　刘德林，生于1927年，榆社县郝北镇人，1947年参军，在第二野战军三中队8旅22团二营五连任班长，参加过攻打山东梁山，进入大别山插进敌人的心脏，进入了江苏、安徽、最后参加淮海战役，立三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于1954年退伍回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太原便失守了，记得那时我才10岁，每天跟着父母亲，一个劲地跑，上山、藏树林，哭声，喊声一片，肚子饿的呀，每天要喝很多的水，吃的基本很少，日本人一进村就开始抢东西，能拿的都拿走了，村里的牲畜也无一幸免，太惨了!刘老边说边抹了抹眼角落下的泪水”。

　　刘德林老战士在回忆过去 。中国青年网记者王子瑞摄

　　1942年10月19日，盘踞在祁县、太谷、武乡、榆社的日军三十六师团和第四、第九混成旅团一齐出动，向榆社云竹、河峪一带"扫荡"。10月25日，日军出动三个营的兵力，突然包围了圪坨村。村内空无一人，日军即分三路行动，一路朝岩良，一路朝偏良，一路朝仓竹沟，把躲在山沟里的村民，一群一群地押往圪坨村。日军在这里设了三个屠场：

　　第一个在圪坨村对面的寨沟口。日军把抓来的村民当作演习刺杀的活靶，刺死47人。日军说偏良庄财粮主任刘晋业是区长，他就承认是区长，和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最后被砍了头颅。日军发现自卫队员乔金才带着两颗手榴弹，便认定他是"土八路"，把他一家六口人全部杀害。

　　第二个屠场在岩良村边(圪坨和岩良相距不到二里地)的三家庙沟。日军把抓到的村民全部赶到三家庙沟的一块地里，让他们脸朝外跪在地堰边，日军官口令一下，端着刺刀的日军，吼叫着冲过去猛刺一刀，再把人踢到地堰下，堰下的日军再乱刀刺杀。就这样，也把20多名村民当作活靶刺死。

　　第三个屠场在圪坨村火神庙西禅房。日军把第二个屠场未及残杀的妇女儿童和其他被抓村民，都关进了放着木料和谷草的火神庙西禅房，然后把门锁上，在窗口、门口堆放了许多柴草。日军内外一齐把火点着。刹时，屋内火烧烟呛，哭喊连天，把人烧得蹦跳挣扎，日军看着哈哈狂笑，村内还有五分之四的房子被烧毁。

　　太惨了，那年我刚14岁，每天跟着民兵队，主要是造地雷，在村子的进出口都布了雷，好几次都炸响了，威力还是很大的，炸死、炸伤不少，那时武器严重不足，民兵手上也没几杆枪，主要兵器是刀，地雷的壳也是用石头做的，那个苦啊!你们现在人不会体会到，不过日本兵还是很怕我们做的地雷，几次后，再不敢进村了，民兵队长当时开玩笑说：“好地雷，我们造，吓的日本人直撒尿”说到此，刘老脸上泛起丝丝红晕。

　　抗日的战火点燃了整个中国，点燃了三晋，在三晋的这片黄土地上，曾经不知有多少抗日志士深深的留下了脚印，春去秋来，翻开那本厚重的抗战史册，一颗颗璀璨的抗日明星，若一颗颗珍贵的钻石，光彩夺目。

　　侯锡英，男，现年96岁，山西省晋中市人。

　　八路军129师太行第二军分区营长，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抗战时期参加过大小战斗近百余次，其中有百团大战、五次反扫荡战斗、一九四四年堡下村(护送美国顾问)突围战。

　　王献英，男，93岁，山西榆社县人。

　　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在我党领导的八路军129师民运部宣传队和县民运学校工作，到各个村落召集群众开会，进行讲演和抗战话剧的演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4月，日寇对我晋东南地区发动九路围攻，其被分配外出侦察敌人的活动情况，掌握重要情报后，回去进行汇报，为我党和部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信息，为赢得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1938年7月至1947年7月抗日时期，曾先后担任沁源县八路军工作团(中共沁源县委)组织干事;安泽县二区区委书记;岳阳县(现古县)组织部长;太岳区党委组织部干事、交发科科长。

　　许征，女，现年99岁，山西省洪洞县人。

　　1937年9月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

　　1935年9月考上太谷县城铭贤中学，上学时父亲为她买了二件东西：一是一支派克钢笔;二是一台照相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太原失守，校地下共产党组织她们几个学习好，思想进步的同学上街宣传抗日，为抗日募捐，慰问伤员，去火车站欢送八路军北上抗日。她偷偷离开家参加了太谷县抗日动员会、太谷民先牺盟会，上级配发了手榴弹，1943年在一次撤离时遇到了日本鬼子和伪军(黑狗子)，差点被抓，当时想的就是只要他们发现就拉响手榴弹和他们同归与尽，还好没发现。1937年10月因为她喜欢画画、写字调到了独立支队宣传科，她说：“回想起来如不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丢失那台相机，我给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犯下的滔天罪行都记录下来多好。”

　　孙殿俊，男，现年94岁，党员。

　　八路军115师685(686)团五连(步兵连)任指导员。1937年参军，1938年入党，河北平山县人。16岁参军在115师，转战山东、河北、山西。并在山西的汾阳至离石的公里区域与日军作战，连续三次打败日军。此次战役是与日军约定作战，虽然打的很艰苦，但是，使得日军心服口服地承认输给了八路军。孙殿俊在作战中负伤，伤好后又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转业后在太钢卫生处工作。

相关资料：抗战年 关于山西

　　抗日战争开始后，山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迅速开创了全民抗战的生动局面，然后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对入侵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持久的、顽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时过60年之后，当我们回顾那波澜壮阔的战斗情景时，仍然感到十分亲切，非常自豪。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鉴于山西战略地位的重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曾经用极大的精力在山西营建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我党已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刘少奇于7月底迅速移驻山西，领导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斗争。9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来到太原，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作战事宜。同时，朱德率领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第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三个主力师，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开始直接对日作战。周恩来一方面与刘少奇部署华北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与已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协商山西抗战的具体部署，并参与了阎锡山作战计划的制定。

　　山西的抗日战争，大体可分为发动与发展两个时期，在前期，重点是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掀起全民抗战动员的高潮;在军事上以正规战争为主，国共两党军队协力抗击日军对山西的进犯。在后期，主要是以八路军山西新军为支撑，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坚持与日军进行长期的、持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初期，根据周恩来、刘少奇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首先由北方局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地区，分别建立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各地的群众抗日斗争;同时八路军各师也派出工作团，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与以薄一波为首的山西公开工委领导的牺盟会、山西新军决死队和共产党人邓小平、程子华等参加并领导的“战动总会”相结合，在全省城乡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阴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各地陆续建立了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性抗日团体和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并运用阎锡山提出的某些进步口号，开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反对旧村长的群众斗争，迅速掀起了抗战动员的高潮。就连乡村的开明地主、五台山的僧众，都加入到了抗日斗争的行列。

　　在此同时，八路军与第二战区的国民党军和晋绥军协力配合，对入侵的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937年9月，日军突破内长城防线，短短19天时间便攻占了山西雁北11个县城。一路烧杀抢掠，疯狂之极。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阎锡山先后部署了长城抗战、忻口会战和娘子关保卫战。为了配合国民党军正面作战，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于9月25日首战平型关，歼敌1000余人，取得了华北战场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在紧接着进行的忻口会战中，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任总指挥，投入兵力28万人，在正面与日军展开了顽强而激烈的搏斗，郝梦龄、刘家祺、郑廷珍等高级将领相继壮烈牺牲。八路军各师主力在敌之翼侧，积极配合，打敌后援。10月间，第一二○师一部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连续伏击，歼敌500余人。第一二九师一部奇袭阳明堡飞机场，毁伤敌飞机24架。忻口会战曾被誉为国共合作的模范战例。同时，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一部在七亘村和广阳伏击歼敌，迟滞日军经娘子关西犯，掩护了防守娘子关的国民党军队的主动后撤。

　　1937年11月8日，山西省会太原失守。从此，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遂告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1937年11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在山西建立华北游击战争战略支点的部署，八路军三个主力师挺进敌后，分别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结合活动在各地的山西新军部队，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分片开辟抗日根据地，逐步发展成为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建立党、政、军领导机构和各界抗日救国会，开始了长期的敌后抗日斗争;并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取得了粉碎敌人多次多路围攻的胜利，使根据地日臻巩固。

　　1939年底，当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山西的顽固势力连续挑动武装磨擦，酿成了反共、反八路、反牺盟、反新军的“十二月事变”。对此，各根据地军民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了打破国民党破坏山西抗战的阴谋，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十二月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新旧军划界驻防，维持了山西抗战的局面。

　　1940年4月，由邓小平主持，冀南、太行、太岳军政委员会在黎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史称“黎城会议”)，提出了建党、建政、建军的三大任务。从此，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全面建设时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在华北实行“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练，据点为锁，封锁、分割根据地。为了打破敌人的“囚笼”，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8月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在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和一些公路干线，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虏日、伪军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有力地保卫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连续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山西各根据地军民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开展了全面的对敌斗争;并在实施民主政治、开展减租减息、实行精兵简政、开展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拥政爱民、拥军优抗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到1943年底，根据地基本上渡过了难关，走向复苏。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发展和日本面临的威胁，从1944年开始，各根据地军民连续开展攻势作战，转入局部反攻，收复了广大的乡村和一些中、小城市，使根据地不断扩大，沦陷区逐步缩小，敌人只能孤守在若干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处在了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的绝境。

　　1945年8月，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山西各根据地军民迅速投入全面大反攻，促令日军缴械投降，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一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八路军和各种抗日武装为支柱，经过长期浴血奋战换来的。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民近百年来反抗外国侵略者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

　　是啊!如果说革命年代的山西是舞台上的一架钢琴，那浴血奋战的革命老战士无疑是串串最美的音符，优美而浑厚，激励着当代的我们和未来的他们。

　　编后语：如今，每个中国人都能得享和平年代的美好生活。我们的江山、中华民族的伟大基业都是靠着这样的一群人用生命、用对党国的忠诚在浴火中奋战得来。如今，他们年事已高，或许，腿脚不再利索，脊背逐渐佝偻，视力逐渐模糊，他们也终究逃不过落花凋零的自然法则。但是，在那段不平凡的岁月里，他们曾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对“守望、顽强、大爱”的内涵做出了生动解读。祝福祖国越来越强大，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铭记历史，珍视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