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两个天皇，一个穿军装，另一个不穿军装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

    李缨：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复杂。德国和意大利二战后都更换了国歌、国旗和国家领导人，社会体制也有了改变。但日本没有，国旗、国歌保留下来，昭和天皇也在美国制定的日本宪法中被确立为“日本国的象征”，这就给探究战争责任造成麻烦。

    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我认为日本应该废除天皇制。天皇制已经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有着它独特的意义。我认为，历史上有两个天皇，一个是穿军装的，另一个是不穿军装的。不穿军装的天皇在京都，这期间的天皇制度没有问题，天皇没有权力，只是作为一种权威与象征，体现国家的凝聚力。从明治到1945年，77年的时间，天皇穿上了军装，这就产生了问题。

    环球时报：不少人担心日本的《和平宪法》能否保持，日本社会对它怎么看呢？

    李缨：日本的和平宪法非常难得，具有独特的价值。很多日本学者说，它应该成为世界遗产，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一部以放弃战争来解决国际纷争的宪法。试想如果所有国家都这样，对于我们人类的意义有多大？战后一代中许多日本人的观念已经与和平宪法捆绑在一起，和平宪法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命运共同体的象征，它对现代民主社会、对未来都十分具有启示性意义。因此日本社会有很大一股力量想要维护和平宪法。

    和平宪法和靖国神社具有激烈冲突性。和平宪法维护国民利益，体现现代民主价值观、国家为民的思想，但靖国神社表明国民应为国家牺牲。两者截然相反。日本宪法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因此政客去参拜是违法的。不过政客又从来没中断过参拜，安倍参拜后又被部分民众告上法庭，所以围绕在靖国神社周围的相关问题充满矛盾。

    环球时报：您希望自己做的这些事得到国家支持吗？

    李缨：当然希望。电影是国家文化外交的重要媒介，像我这种在“夹缝中”生存的人，涉及某些国际问题的表达，当然希望有国家作后盾。一个成熟的国家会十分重视民间文化沟通。中国现在进入了网络和新媒体时代，任何一部电影都可以成为一个契机，构成彼此互动和沟通的交流平台。我希望能通过国家力量的调配，开通中日沟通的网络讨论平台，这样的事情靠民间力量是无法做到的。【环球时报驻日本特派记者 刘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