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８月１４日电（记者张建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之际，一套名为《日本外务省涉华档案》的史料集即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这套由日本侵略者自己记录的档案，从敌方视角还原了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战场许多不为人知的真实细节。

由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研究中心编译的《日本外务省涉华档案》，日文原文来自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保存的一套名为《中国各地共党关系杂纂》的资料。该套资料收录了１９２７－１９４１年间，日本情报人员收集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大量情报数据，包括丰富的公文书信、电报、报告书、统计表、书籍文章、报刊剪辑、传单通告、地图、照片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对这套史料逐步解密，并通过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对外公开。

据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研究中心刘峰博士介绍，自１８７１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以来，日本就在中国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并一直以此为借口，在其使领馆之下配备警察机构（日方称为“领事馆警察”），以展开情报收集和监视工作。到了抗战时期，这一网络进一步与日军、伪军、伪政权相互呼应，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开展谍报活动。

《日本外务省涉华档案》表明，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收集情报和资料的工作极为细致。即将出版的首册，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两地，八路军及其抗日游击队兵力消长变化、部队行踪分布地图、国民党军组织结构、日伪后方所遭受的袭扰与损失情况、日伪在沦陷区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沦陷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状况、部分被俘人员的口供报告、残留在沦陷区的西方人情况、以及一些可能成为追查线索的秘密情报和图表等，无一不囊括其中。此外，日方基层机构每月还要向上级提交一份翔实的“治安报告”。

梳理这些公文书信、报告书的收发稿机构，可以清晰看出日本当年在华情报网络的构成及其运作情况。据刘峰介绍，在１９４５年战败以前，日本外务省在山东的济南、青岛、烟台设立了三处领事馆。各领事馆不仅搜集其辖区范围内的各种情报，相互之间也频繁交换信息，进而上报至东京的外务省。各地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的情报，每月定期在日本外务省各机构、陆军中央、基层部队、宪兵队、警备队之间相互传递流动，形成上下贯通、左右牵连之势，为日本侵华军事行动及其政治外交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通过日本这一复杂有机的情报网络，当年中共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战活动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都被记录下来。例如，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８日，日本驻河北古冶派遣所长、巡查部长坪井义晴上报了一份《关于自称第八路军的组织人手》报告，报告摸清了自称第八路军的系统组织，并了解到第八路军正在滦、丰县交界处一带策划行动。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６日，日本驻唐山副领事梅谷斌雄提交了一份《匪贼爆破铁桥》的报告，记录了一支自称为八路军的抗日游击队使用了类似手榴弹之类的炸弹，爆破了京山线（北京—山海关铁路线）的第５３号铁桥，致使开往奉天的４０２（特快）、４０６（普快）以及开往北京的４０５（普快）各旅客列车不得不在唐山、古冶、滦县停车达２至３小时。

类似的敌后抗日活动在《日本外务省涉华档案》中记录了很多。从日方每月提交的“治安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给日方带来了极大困扰，并逐渐成为其主要围剿对象。１９４０年４月１３日，驻济南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清水文炳在“治安月报”中向上级建议：“虽因实力相当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国共）两军现持续进行彻底战斗，但最后定是共产党军获得胜利。国民党军投降气氛浓厚。另一方面，共产党逐步扩大其势力范围，采取一切手段实施赤化工作。基于这般关系，对我军当局来说，国民党军不足为视，可认为今后作战目标为共产党军。”

档案还显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发动人民群众、大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也令日方深感头疼，并“认识到了思想战、头脑战的价值及必要性”，甚至学习中共做法组建了“政治特别工作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