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编者按：今年以来，尽管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三期叠加”影响深化带来的下行压力，中国经济仍然稳住了阵脚，守住了底线，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新趋势、新业态。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是否站得住脚？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新动力蕴藏在何处？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网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中国经济网：如何看待今年上半年7%的GDP增速，7%的“含金量”有多高?

    刘世锦：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实现7%是很不容易的。过去10%都比较容易，现在为什么7%就很不容易了呢？不能简单看速度，关键要看条件。现在整个发展环境较之以前已发生很大变化，实现7%比过去10%的难度要大很多。看待经济形势，速度是数量指标，更多还要看质量指标。在质量指标方面，我觉得应该侧重四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就业。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上半年就业仍保持总体稳定，三个重要指标显现出向好态势。

    第二个是居民收入。现在居民收入基本和GDP同步增长，农村居民收入比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还要快。最近到东北调研，尽管速度下滑幅度比较大，但当地老百姓生活还是稳定的。

    第三个是财政金融风险。尽管有些地方财政金融风险在加大，但还是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四个是节能减排。从去年开始，单位GDP能耗、碳排放等一些指标下降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环境也在好转，节能减排在这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这几个方面反映的经济增长质量状况，总体上还是不错的，有些还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从大的方面来讲，目前经济下行已经有5年的时间，5年的时间里结构调整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过去有人说，中国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有问题的，是不可持续的。现在这已经出现转折，消费大概已经占到GDP的60%左右，已经超过投资，服务业比重也已超过了工业。

    中国经济网：当前又出现了很多对中国经济“唱空”的论调，你怎么看？

    刘世锦：对中国经济“唱空”的人历来都有。我现在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转入新常态，由过去高速增长转向一个中高速增长，这个变化符合国际上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经验，符合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规律，所以是很正常的。

    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型期，出现问题多一点也完全是正常的，但还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大问题”，还是稳住了阵脚，守住了底线。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经济增长的质量总体上还是稳定的，从国际上来看，也是不容易的。

    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我们的基数每年都是增长的，特别是每年的新增量在全世界还是最大的，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还很大，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还很强。中国经济不会像有些人想的，在短期之内出现大幅度下滑，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中国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将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过程，这点是很有信心的。

    中国经济网：目前中国经济需要防范哪些风险？

    刘世锦：目前整个经济下行压力还比较大，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企业盈利的下降。从去年8月份以来，企业盈利实际上是负的增长，今年上半年接近零增长左右。今年1到6月份，如果取消投资收益的话，工业企业可能还是负增长。与此相关，PPI连续41个月负增长，7月份已达到了-5.4%。这种状况下，企业盈利水平下降，特别是部分地区产能严重过剩、PPI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地区，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幅度比较大。

    中国还处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过程中，目前还处在探底的过程之中。如何才能够完成这样一个转型，或者说如何平稳探明这个底部，然后转入新的阶段？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稳需求。中国经济过去高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三块，而制造业投资本身也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

    从结构来看，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是房地产。占到房地产70%以上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大约是1300到1400万套住房，而这个数去年就已经达到了。房地产历史需求峰值出现以后，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将开始回落。所以总体上来看，房地产投资还是一个下行的态势。

    再一个就是出口，出口下滑的幅度还是比较厉害的。出口增速下降，国际需求的变化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包括劳动力、土地，也包括汇率。出口增长速度由过去20%多到现在两位数以下，也是符合规律的。但最近一段时间出口速度降得比较多，适当调整一下汇率，把出口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上也是必要的。

    房地产投资速度、出口增速还是要给以足够的关注。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的适当提高，来对冲房地产投资的过快下降也是有必要的。总得来讲，这几种需求可能会逐步地触底，然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我们还是要顺应规律。现在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是为了不让这个过程下得太猛，平稳转入新的增长阶段，防止“硬着陆”。

    中国经济网：新常态下，结构调整带来很大的阵痛，产业重组加快，部分行业和领域的经济风险也会增大，你认为应该如何应对？

    刘世锦：中国目前正处在由10%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阶段。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有一个说法叫转型再平衡。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由原有的一个平衡转向一个新的平衡。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一方面需求在下降，特别是投资在下降，相对应的供给也要调整。现在我们在供给端的问题是过去高速增长以后形成大量的生产力，特别重化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工业PPI和工业利润两个问题实际都和严重过剩的产能直接相关。我们做了一个测算，钢铁、铁矿石、煤炭、石油、石化这五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PPI下降的幅度是20%左右，占整个工业PPI下降的70%到80%。除这五大行业之外，其他行业工业利润增长应该说还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要高度重视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的问题。

    据我们初步测算，需要减掉20%到30%产能，这些行业才能恢复供求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常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地方财政状况才能好转。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去产能的过程比较缓慢。首先一个就是地方要稳增长，减产能的话增速可能还要进一步下跌。再有大家都希望别人减自己不减，这样就处在了一种胶着状态，行业亏损进一步扩大。比如煤炭行业，大概80%左右的企业是亏损的。如果长期这样耗下去，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的状况恐怕很难改变，相关地方财政压力也很难缓解，这些地区的金融风险也会加大。

    所以，政府还是要采取一些措施。我最近提了“等比例减产+配额交易”的建议，中央下发配额要求地方等比例减产，同时配额允许市场交易。比如说全国煤炭行业减产20%，每个省等比例减20%。减产指标下达以后，可以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适当的补助用于安置职工等方面。同时，配额允许市场交易。指标下达以后，竞争力很强的地方企业可以把其他省份竞争力比较弱的企业指标买过来，就可以不减。

    总得来讲，对严重过剩产能要更多关注，这个方面关注是不够的，应该采取解决的措施，时间拖得长了问题会越多。

    中国经济网：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有哪些新动力和新增长点？

    刘世锦：在新常态下，很难再出现像过去房地产、钢铁、汽车这种量很大、增速很快、持续时间很长的产业。但并不是意味着中国就没有新的增长点，增长点主要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机制和新商业模式。

    比如，“互联网+”、绿色发展，特别是机器人的使用，这些核心就是提高生产率。同时，这些新增长点并不是针对某一个行业，而是具有普适性，几乎覆盖到所有的行业。就像潮水一样，它是全覆盖的，覆盖后将大大提升要素生产力。

    这些新的增长点还有一个特点，所谓衍生替代，拓展那些新增长空间的同时会挤出原有的一些增长空间，这样就会带来利益关系的调整。举个例子，现在网购发展很快，与此同时商场增长速度在放缓。直观地看，一些商场生意比较差，最近也有一些大商场关闭了，商场人员的再就业就会出现新压力。出租车市场也是这样，最近滴滴打车等平台的出现，是对资源的一种重新利用，消费者很欢迎，但确实冲击到出租车原有的利益格局，包括出租车司机以及出租车公司。再比如机器替代人工，推广机器人以后，人到什么地方去工作，这些方面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新的增长点具有替代的效应，会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也会产生一些新挑战和问题。但总得来讲，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新常态下，特别“十三五”时期，我们的着力点还是要全面提升要素生产力。

    中国经济网：一些低效率的洼地该如何将潜力挖掘出来？

    刘世锦：很多新增长点的拓展，有赖于进一步推动改革。现在很多行业还存在一些低效率的洼地，通过改革把这些低效率领域的潜力挖掘出来，也会为下一步增长提供力量。

    这里边一个领域就是带有行政性垄断的基础行业。最近李克强总理说把电信资费往下降降，到底能不能降下来，降下来以后会不会涨回去，百姓对此还是没有信心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领域中间缺少足够的竞争。所以我们讲，有没有可能开一个口子，把这些行业外的特别是民营资本组建的新电信运营商，放进去一两个，让它们加强竞争。当然主体还是国有企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消费市场，所以中国的电信资费应该成为全世界的电信资费最低的地区之一。

    前一段时间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对小微企业放宽准入，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应该说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下一步不仅要放开小企业，还要放开大企业，在铁路、石油石化、天然气、金融等带有行政性垄断行业中，放进去一两个投资者或者生产者来促进竞争。

    中国经济网：对于目前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你有哪些建议？

    刘世锦：我们现在讲创新驱动一定要认真研究，服从创新的规律。创新是不可规划的，有些地方现在搞创新规划，规划的东西就不叫创新，创新有高度不确定性。比如网购等，在五年前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政府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冲破瓶颈、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推动创新资源特别是人才、资金要素流动。这方面还有很多障碍要打破，打破以后将形成创新的热点区域和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最好不要去指定一些具体路线，我们有过很多教训。环境有了以后，还要进一步优化整合，将一些创新基础设施开放，给予参与创新的人足够的激励，给他们创造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允许他们的创新成果市场化、数字化，不断给创新注入活力。（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常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