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习近平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扭转了中国的国势，古老国家得以重生。

近代中国从东亚中心的“天朝上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在列强的冲击、掠夺和分割下风雨飘摇、支离破碎，日本宣称在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山河崩裂、天地改色，国家危在旦夕，中国的民族热情和爱国能量在抗日御侮的大旗下前所未有的凝聚起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指引下，中国的青年作为国家的脊梁，战斗在抗日的各个战场，投笔从戎、弃犁从戎、以笔为剑……竭尽血力以青春、智慧、意志、生命拯救了自己的国家，不仅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也在世界史上留下了最光辉的色彩。

烈火青春燃九州

那个时代的青年面对的是入侵者的炮火刺刀，支撑的是破碎河山。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奔赴抗日战场，热潮所至，如江水奔腾，不可遏止。

曾任苏联驻华武官的崔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在华使命》中指出：“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对于中国付出极大牺牲所起到的战略钳制作用，斯大林说得更为一语中的：“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时避免两线作战。”在东线战场，中国长时间扮演着抗击日本的“孤胆英雄”角色。早在１９３１年，日本就入侵中国东北，扶植“满洲国”傀儡政府上台，中国自此独自艰难地支撑战局。二战中，任何国家都没有像中国坚持抵抗那么久。中国军民克服了千难万险，在敌我相差悬殊的困境中顽强抗战，拖住了日军的主力部队。而在１４年的抗战中，中国付出了３５００万人伤亡、６０００亿美元经济损失的巨大代价。

那个时代的青年面对的是入侵者的炮火刺刀，支撑的是破碎河山。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极大地激励广大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奔赴抗日战场，热潮所至，如江水奔腾，不可遏止。周恩来指出：“到军队里去——这是在今天挽救民族危亡的最有效的方法。建立生力军，充实我们的旧队伍，责任都在我们青年朋友的肩上。”在陕甘宁边区，广大青年响应“到抗日军队中去，到敌后方去工作，掀起学习军事热潮”的号召。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头两年，边区就有８０００余名青年参加了主力部队。那时，兄弟间互争不让，年轻妻子送丈夫，年迈父母送子女等感人事迹，屡见不鲜。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广大青年参军极其踊跃，据岳北区当时统计，抗战以来（至１９４１年底）全区参军的青年达１３２９１人，占全区青年总数的５.8％。阜平县抗战以来参军青年有１２８２人，占青年总数的１５％。平山李家沟青年共有２８人，参军的就有１５人，占５３％。在岳北区１９４２年报名人员中，青年占总数的４５％，应召入伍青年则占总数的５４％。广大青年高唱“当兵要当主力军，不是好铁不打钉。”对此，朱德说：“八路军是青年军，是全国青年的好学校。在八路军里９０％以上都是青年，尤其是在干部中占绝大多数。”凯丰也给予了青年很高的评价，“没有哪一个军队离开青年能够存在，青年是军队的主要支柱。”没有广大青年的积极加入，八路军要想发展壮大是不可能的。抗日根据地广大青年除了积极参加八路军外，还建立了各种脱产、半脱产和不脱产的青年武装。１９３８年晋察冀边区有１８个县建立了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达到１５８００多人。在山东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５年全省青抗先队员达到１１万多人。青抗先队员的平均年龄在１５-２３岁之间，成分以青年农民为主体。北平、天津的抗日锄奸团都是大学生、中学生，最大年龄２０岁，最小１７岁。

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０年，边区党员的人数由４万人增加到８０万人，武装力量从１９３７年的９.2万人增加到１９４５年的９１万人。其中知识分子有相当大的比例。《大公报》把每天大学生从军人数都进行了统计。从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日的４００人，到１２月４日的３０００人，到１２月７日超过５０００人，１２月９日竟达到９０００人请缨。１９３９年“五四”运动２０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五四运动》纪念文章中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４万余人。美国学者费正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延安是一个人人想去的、充满阳光的、愉快和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士气和热情非常令人感动”。延安被斯诺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步行几个月到延安。最远的是从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出发，先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然后通过越南进入昆明，再往西安、延安走，有的人走了半年才到。

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的一儿一女就先后从联大应征入伍。女儿梅祖彤加入国际救护组织，为抗战效力。梅贻琦的独生子，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水利工程系二年级的梅祖彦，于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弃学从军，在空军部队当了一名普通的翻译员。同济大学参加报名参军的达600余人，占全校人数三分之一，为全国院校从军人数之冠（未报名者多因体弱多病受师长劝阻）。除青年学生报名外，同济还有几位青年教师也踊跃参军，其中一位是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工学博士杨宝林教授。当年，留在同济的德国教授看到这样的情形，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中国不会亡！” “中国一定强！”

抗战时期的空军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天之骄子，王光美的哥哥王光复、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翁文灏的儿子翁心翰、乔大壮的儿子乔无遏、林徽因的弟弟林恒，都是空军飞行员，大多血洒长空。翁文灏的儿子翁心翰率队从湖南芷江飞赴桂林上空，被敌机击中，壮烈殉国，时年２７岁，新婚仅仅７个月。几年后，抗战胜利之日，翁文灏在陪都的欢庆声中，赋诗一首，痛悼爱子：“……太息翰儿立志忠，英年卫国尽强雄。何堪五次临空战，力竭疲身命亦终。秋风秋雨忆招魂，胜利反教流泪痕……”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先生在《悼中国空军抗日英烈》一文中，记述了当年梁、林二先生从北平南下流亡途中，跟一批年轻的空军军官结下了情同亲人的缘分，他们成了军官们的“名誉家长”，小伙子们一个一个围绕在他们身边，最后，又一个一个离开他们，一去不回，血洒蓝天，只有一份份阵亡通知书和一些日记、信件和照片等遗物寄回他们手中。

激情理性共奏鸣

一个民族精神的凝结、力量的凝结，首先是青年群体的凝结；一个民族精神的高昂、战斗意志的坚强，首先靠青年振臂高呼和勇敢实践。

鲁迅先生将“五四”初期、中期的青年按照状态分成“醒着”“睡着”“玩着”“前进”几类。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和中国的青年经历新文化思想启蒙、洗礼已经２０余年，民族国家意识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强敌全面入侵下青年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国家意识迅速燃烧，成为照亮中国前途的火炬。 中国青年“醒着”并“前进”着，作为主力和先锋救民族国家于水火。

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发生一场局部战争或者武装冲突，靠军队的一部分人甚至是一支雇佣军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一场抵御强国的全面入侵，它必须是整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青年的反击和抵抗。没有全面动员，特别是广大青年的全面动员，绝对不能取得胜利。因为，全面战争意味着全体国民的比拼，意味着体力、智力、思想力和爱国力的全面较量。而青年恰恰是体力、智力、意志、思想力和爱国力最重要的主体，是这个国家力量最深层的载体。这个时候当兵上前线靠青年，后方生产保障也靠青年。流血的是青年，流汗的也是青年。鲜血最早最快热起来的是青年，思想能够前行开拓的也是青年。一个民族精神的凝结、力量的凝结，首先是青年群体的凝结；一个民族精神的高昂、战斗意志的坚强，首先靠青年振臂高呼和勇敢实践。

抗战初期，中国青年面对咄咄逼人、全面推进的日本侵略者，最大的困惑和思考就是：中国能不能胜利，怎么胜利？青年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这是抗战最重大的战略问题，当时的青年对此不断求索、追问、思考、实践着，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寻求一条独立、光明的道路努力着。１９３８年，在延安的破窑洞里，经过８天９夜的呕心沥血，毛泽东写出了惊世之作《论持久战》，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等基本规律，系统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毛泽东还经常在抗大给青年学生讲授《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批驳了“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给广大的青年和民众拨开了悲观的迷雾，让大家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出于卧薪尝胆而“师夷长技以制夷”，掀起了留学日本的高潮，从１８９６到１９１１年，留日学生达到数万人，留学的专业以政法和军事为最热门。周恩来、蒋介石、蒋百里都在其中，他们对日本的民族性格、军事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这些积淀在抗战中转化为对敌的思想和行动力量，这样的青春一代代传递下去。近代军事学家李浴日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他的抗战科学公式是：（武力抗战＋外交抗战＋经济抗战＋间谍抗战＋宣传抗战）×举国一致、坚持到底＝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个公式鼓舞着青年，催进着青年，为争取抗战胜利，拼搏向前。

蒋百里作为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李浴日作为黄埔军校和中国陆军大学的教授，他们看重的是青年，中国的青年心不死，人不绝，中国就不会灭亡，中国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周恩来、蒋百里、李浴日等将自己青春的思想和意志这样传递下去，青年也不负所望地接过火把，奔跑着、奋进着。一代代中国人将青春的理性和激情凝结在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意志。

日本在入侵时，认为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速决战。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日军攻占南京，整个南京笼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恐怖中，３０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惨遭杀戮。日本则举国狂欢，纷纷叫喊着拥上东京街头，施放焰火，提灯游行，欢呼着“战争就要结束，中国已被无往不胜的大日本皇军全面征服”。但是，中国人人敌忾，步步设防，构筑了有形和无形的坚强壁垒，军民的慷慨之气在战争中不仅丝毫未减，而且大有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之势。在１９３８年，日本已经看到了中国的顽强，取得胜利的自负气焰一点点淹没在中国人的坚韧中。侵华时期的日本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１９４１年１月９日昭和天皇在日记中吐露了因低估中国的懊悔之言：“支那的强硬出乎意料，对事变的预测完全是错误的，日本轻视了支那，应该尽快停止战争，奋发１０年增强国力。”西南联大法律系燕树棠说：“我们抗战力量，愈战愈强，日本的野心已经变为梦想……”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抗战期间来到中国，亲眼目睹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承担着国家社会的职责，将个人学问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说：“中国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会理想。认为中国人会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诱降是不可思议的。”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益世报》创办者雷鸣远在抗战初期的感觉是：“我所听到的，我所看到的，我所接触到的，人人抗日，人人坚决抗日，并且人人在抗战上愿尽义务，愿负责任。”狭路相逢勇者胜，坚韧者胜，正义者胜。

浴火奋飞开新元

中华民族涅槃需要青年的浴火重生，在思想观念、精神状态、行动方式方面具有更宽广的世界胸怀，能感知世界、感悟世界、感召世界。

中华文明五千年，辉煌而绵长，盖希腊罗马，超埃及印度，有人说得益于独特的地缘条件，有人以为是由于有早早成熟的思想，但最根本的还是中华的伟大活力！这活力，来自一代又一代充满朝气的青年。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面对“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的残酷场景，在潮湿的防空洞中这样预言：“中国所走的路途相当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她前进的方向始终未变。她日以继夜，积年累月地向东奔流，在未来的无穷岁月中也将同样地奔腾前进。不屈不挠的长江就是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象征。”昨天，国有大难看青年，今天，助国鼎兴是青年，青年要成为扛鼎的力士，青年又将与国俱兴，成为中华子民中最富成就者。这正是江山代有人才出，长江后浪高前浪。

中国梦中的青年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最好的回答：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这就要求青年要做知行合一者，有激情、有理想、有行动。一沓纲领抵不过一个具体的行动，青年要从坐而论道转为起而行之，做国家的建设者、保卫者、创新者。成为为富强、文明的国家理想而尽己所能的建设者；成为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的保卫者和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成为为国家和世界注入新的活力和推动力的创新者。

在国家存亡、民族荣辱的考验中，中国青年向国家、向历史交出了自己的答卷。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优秀代表，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新的作为。沈从文１９３８年在《给青年朋友》中写到：“盼望青年朋友，相信青年朋友，从本身起始来努力，作一个人，作一个中国当前所需要的国民……建立一个标准，一种模范，由此出发，再说爱国，救国，建国。” 中华民族涅槃需要青年的浴火重生，在思想观念、精神状态、行动方式方面具有更宽广的世界胸怀，能感知世界、感悟世界、感召世界。

感知世界，就是眼里有世界，心里有天下，能够知道天下大事，预判天下大势。《孙子兵法·谋攻篇》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近代中国由上至下的闭目塞听是衰败的主要原因。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打完后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对世界的茫然无知一开始就注定了战争的结局。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对日本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可谓“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相反，日本对于中国可谓费尽心机、了如指掌。１９３7年日本全面侵华之前，有很多号称中国通的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几乎比中国人自己还了解，甚至日本绘制的中国地图比中国军队自己用的还准确，研究中国的各种书籍资料纷繁多样，这些有针对性的准备使得他在战争初期势如破竹。今天与近代相比，中国已经不是东方的中国，不是欧亚大陆的中国，而是世界的中国，全球的中国。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亚马逊河的一只蝴蝶抖动翅膀真有可能使长江涨水。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谁先发现新世界，谁就先发展先强大，谁就有可能成为地球之王。现在是对世界感知得全面，感知得深刻，才能把握世界规律。这就要求中国青年不仅仅看到世界的表面，还要看到世界的更深层次；不仅能看到静态的世界，还要能看到动态的全球。

感悟世界，就是善于学习世界的先进技术、文化、思想。只有善于学习的国家才有更大的生存空间。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依次从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到了美国。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本质上就是学习能力的转移。二战时期，美国吸纳了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从此成为一个不仅有爱迪生，还有爱因斯坦的国家，从一个仰视欧洲科学的国家转变为容纳欧洲科学家的国家，从而迅速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感悟世界的敏锐度决定了发展的高度。国家是如此，个人也是如此。马汉研究英国在拿破仑时代中获得海上霸权的历史，振聋发聩地为美国提出了一条走出孤立主义走向海洋的道路。１９１９年，毛泽东２６岁，他创办了《湘江评论》并发表创刊宣言。在宣言中毛泽东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并号召“由强权得自由”。这样洞察世界大势的判断得到了李大钊很高的评价，被《晨报》认为“魄力非常充足”。在全球化时代，技术日新月异、政治瞬息变化，今天的青年需要更宽广的世界视野、更深厚的科学知识以及更强的俯身学习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不负青春不负国家。

感召世界，就是在感知、感悟的基础上达到感召世界的新境界，形成吸引世界新的中华软实力。在历史上我们曾经长期感召世界。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不仅首都长安是国际大都会，而且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定居，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唐朝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１３世纪，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了１７年，回到威尼斯后，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１７世纪德国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科学家莱布尼茨高度评价了中国文化，认为中国的知识是“一种不可估量的财富”，他认为欧洲应该向中国学习，竭力计划在法国、德国、奥地利、俄罗斯设立有中国研究部门的学士院。在１８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眼里，中国是近乎完美的，他说：“在欧洲，我们没有一个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证明是能和中华帝国相媲美的。”２０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在他写的《中国问题》书中有一句感动世界的话：当一个国家强大得不想去侵略别国，那么，这个国家就叫中国。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人类的一颗璀璨明珠，今天应该让她的光芒照耀得更亮更远。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精辟地分析过大国与小国的不同。他极具洞见地指出：“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注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和痛苦。”大国的青年因此得承担更大的责任。今天的世界，需要中国走出内敛式的自我发展，已经到了破除强必然霸的迷梦的时刻，到了中国走回自身的时刻，到了中国承担与之能力、地位相应的世界责任的时刻。

 70多年前，林徽因以血泪写了诗歌《哭三弟恒》，来祭奠１９４１年空战中牺牲的弟弟：“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那不朽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此时，让我们为青春，为国家再读读、再想想、再出发。（作者系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