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标准是一面镜子。标准高一点、要求严一点，镜子的“分辨率”就会高一些，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才能纤毫毕现。无论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还是在平时的工作中，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正因此，习近平同志才强调，“较高的工作标准是一种动力”。有了高的标准，大家就会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一旦放松了标准，就容易一泻千里。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引用的这句古语所言，确立什么样的标准，决定着有什么样的成效。多年来，针对改进作风，各种文件、各项制度，不可谓少，但为什么“四风”仍然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呢？原因还是在标准不高、执行不严。所以，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因为注意防治疾病，才能做到不生病。

    ■ 原典

    古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唐﹞李世民《帝范》

    ■ 释义

    《帝范》是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一部论述为君之道的政治文献，成书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李世民告诉太子李治：“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不讳：死亡的婉词。书中，唐太宗对为政者的个人修养、选任和统御下属的学问，乃至经济、民生、教育、军事等事务都做了颇有见地的阐述。“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意为：以上等作为标准，只能收到中等的效果；以中等作为标准，只能收到下等的效果。《四库全书》本文下释为：“孔子曰：取法于天而则之，斯为其上。颜、孟取法于孔子而近之，才得其中。后儒取于颜、孟而远之，则为其下矣。既为其下，何足法乎？为儒者当取法孔子、颜子、孟子，为君者当取法于尧、舜、文王。”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也有类似的阐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可见，无论立事还是治学，一定要放宽视野，高定标准，这样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领导干部从走上岗位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公与私的考验。在习近平同志看来，“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公权力，掌管着公共资源，公私分明、秉公用权，是起码的政治道德和为政操守。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在此之上，习近平同志给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强调，领导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这样，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我们党？就是因为在9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我们谋求的不是党的私利，不是党员干部的特殊利益，而是“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这是极其朴素的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手中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更要时刻自省自警：热衷追逐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怎能兑现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又如何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

    ■ 原典

    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义，则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

    ■ 释义

    《二程集》是北宋思想家程颢、程颐兄弟一生传道讲学言论的结集。二人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故世称“二程”。上面这段话是二程对《论语•子路》的解释。原文为：“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说的是鲁国的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向孔子请教怎样管理政事。孔子告诉他：“先责成手下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让他们各负其责，宽恕他们的小过错，选拔贤才来任职。”仲弓又问：“怎样发现并选拔贤才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至于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难道还会埋没他们吗？”对此，二程作了如下评语：“推此义，则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二程的学说被称作“身心之学”或“心性之学”，主张“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在他们看来，当政者是否具有公心，关乎国家兴亡。有了公心，可以使国家兴盛；没有公心，一切从私心出发，会使国家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