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张海耕回忆父亲的抗战往事： 宁可掉脑袋，也要报国恨家仇

　　张海耕（左）和王宗汉。 干光磊 摄

　　张祯祥生前照片(资料图)。张海耕 提供

    本报记者 干光磊

    7月8日，本报A4版一篇名为《“延陵大捷”后，〈反扫荡〉战歌飘扬》的抗战系列报道，引起了家住市区下河头的张海耕老人强烈的阅读兴趣，就此稿他一口气看了两遍，仍意犹未尽。

    这篇通讯为何如此深深地吸引住他？原来，张海耕已故的父亲曾经是一位新四军战士，并且亲身参加过这次战斗。

    张海耕的父亲名叫张祯祥，生于1915年，丹阳下邳人。在民族危亡、烽火连天、风云变幻的峥嵘岁月里，一个出身乡野之地的普通农民，是如何成长为一名坚毅顽强的抗日战士的？又是如何接受党的领导和派遣，顽强战斗，抵御外侮，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贡献己力的？近日，记者采访了张海耕，并随他赴丹阳城区采访了他的亲人。

    父亲生前曾说：“贺甲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是惨烈！”

    张海耕是江苏科技大学的一名退休教师，今年77岁。他对记者说，父亲1976年去世，是一名新四军老战士。“小时候，我不知道父亲是抗日老兵，上初中时，老师教学生唱抗日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后，我回家唱这首歌时，从来不唱歌的父亲居然会唱这首歌，而且会唱不少抗日歌曲，自己很震惊，一问才知道他曾经是抗日老兵。”

    对于贺甲战斗（又称“延陵大捷”），张海耕父亲生前提及此役，总会对他说，“这一仗打得蛮惨烈的，敌我双方伤亡都多，是茅山新四军消灭日军最多，我方牺牲也很多的一场战斗！”

    在看了本报7月8日的系列报道后，张海耕特意查阅了一下资料，贺甲战斗中我方牺牲指战员92名，伤126名。“父亲当时没有牺牲，我感到非常庆幸。”张海耕对记者说。

    “在贺甲战斗之前，父亲参加新四军后打了不少仗。”张海耕说，父亲生前说过参加的比较重要的战斗还有：“围点打援”典型战斗——袭击国道上的句容东湾敌据点，也是打援的陈巷桥伏击战，等等。

    父亲生前对张海耕说，参加这些战斗，“当时自己的头是别在裤腰带上的”（意思随时都在准备牺牲）。1941年初张祯祥被分配到抗日地方武装马中伦部任司书，在镇、丹、金、句四县抗敌总会领导下进行抗日斗争。

    投身抗战原因：“日寇烧了我家祖屋，父亲奋起抗日！”

    说起父亲参加抗日斗争的原因，张海耕表示，国恨家仇，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不甘受外侮的使命感，使张祯祥这样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走上了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

    1937年12月初，丹阳沦陷，日寇侵略军步步进逼南京，一路杀人放火，张家的祖屋被烧成灰烬，倾家荡产。张祯祥和妻子、母亲在废墟上搭起了3间茅草屋，才有了个落脚之处，一家人成为难民，靠亲戚帮助接济艰难度日。

    “村上同时被烧的有几十户，其中有父亲的四个堂兄弟、两个表弟。”张海耕曾听父母和村民说，父亲有一个表弟还差一点被鬼子兵烧死。

    这个表弟叫欧阳锁龙，当年18岁，几个鬼子进村，他没有能跑掉，鬼子兵看到他横眉竖眼、仇恨的样子，就把他抓了捆绑起来，用稻草堆在他身上，准备点火烧死他。他拼死挣扎，捆绑他的绳子用的是箩衣绳，很粗，捆不紧，终于让他挣脱逃跑了。鬼子兵追时，因跨水沟时跌了一个大跟斗，没能追上，他终于死里逃生。

    当年，张祯祥22岁，热血青年，怒火燃胸膛，不甘心当亡国奴，便奋起抗日。1938年冬，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何畏来下邳村组织抗日，成立农抗会，张祯祥自告奋勇、挺身而出，担任村农抗会会长。他组织农抗会成员值班巡逻，保卫家园。还挖断丹（阳）句（容）公路，破坏敌人交通，不让日军汽车通行。

    “这些事情遭到村上的豪绅势力反对，认为会引火烧村，不让他干，找父亲谈话，他不答应，结果还被他们打了耳光。”张海耕接着说，由于村上出了汉奸，父亲在村里待不下去，他不得不别妻离母，于1938年腊月找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辛文龙，由辛介绍加入了新四军。

    张祯祥当过私塾先生，受到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参谋长盛文扬的赏识，担任该团司书，后随一支队二团一度在京杭国道一线袭扰日伪据点。

    舅舅掌握材料：“姐夫以塾师为掩护，坚持做地下工作。”

    皖南事变后，茅山新四军陆续北撤苏北，留下部分同志在新四军茅山留守处领导下坚持游击斗争。1941年5月，张祯祥因病在丰城村老表家打埋伏四五十天。病愈后与部队失去联系，环境险恶，就潜至上海，依靠本村旅沪工人欧阳南松糊口，一度以做资本家的佣人维持生计。

    1942年5月，张祯祥由沪潜回家乡，以本村私塾先生的公开身份，继续坚持秘密地下抗日工作，与茅山留守处保持联系，为地下党搜集敌人情报，收缴公粮等工作。

    “张家是地下党的交通站。王傲毅区长后来又介绍洪天成科长与张祯祥秘密联系。”今年89岁的王宗汉，现在家住丹阳，他是张海耕的舅舅，是一位离休干部。他对记者说。

    根据王宗汉了解的一些情况和看过的材料，他回忆说，王傲毅区长对文件中有些不认识的字，常常请教于张祯祥。王有大量文件交给他保管。张祯祥冒着杀头的危险，把这些文件藏在牛房的土墙缝隙中，情况紧急时，曾转移到碾屋的墙洞里。文件受潮时，置于灶洞里烘干保存。“新中国成立后，部分重要文件作为革命文物由我捐献给了镇江博物馆。”

    等到张海耕稍大一点，他对当时情况有了一些记忆。张海耕说，在以做私塾先生为掩护从事秘密地下工作期间，父亲经常为新四军收集情报、收缴公粮。“当时游击队经常到我家来活动，他们都是趁着夜色晚上来，喊门时要对上暗号才开门。我记得游击队员敲门时先喊我的名字，母亲就会问是‘哪一个’，来人会回答‘高陵的’（祖母娘家村子名称）或‘王甲的’（母亲娘家村子名称），暗号对上了才开门。”

    抗战胜利后，张祯祥坚持秘密地下工作一直到镇江、丹阳解放。

    在采访结束时，张海耕饱含思念之情地说，今年刚好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又适逢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自己愈加怀念父亲、难忘他的抗敌事迹。

    “通过京江晚报公开父亲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英勇战斗的往事，一方面以此寄托对先辈先贤的缅怀之情，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机会告诉后辈勿忘历史，珍爱和平，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建设好伟大的祖国，开创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