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所谓有效地发动和促进经济地理革命，就在于促进规模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和集聚，如城市化、开发区等，不断提高经济密度，加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大大缩短物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物流成本，实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务便利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扩大市场规模和市场主体（实有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规模，增强专业化程度，促进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指周边国家和地区）、全球一体化；大幅度地消减绝对贫困人口，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发展差距等。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不仅是一场经济革命，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地理革命。这里我特别使用了“革命”一词，其含义是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突出表现为：一是交通革命，特别是高速公路革命、高速铁路革命，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到世界最长，到2014年里程分别达到11.2万公里（超过了美国9.2万公里）和1.6万公里（在建规模达1万公里）；二是能源革命，特别是建成了覆盖国土面积最大、供电人口最多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家电网；三是互联网革命，成为世界最大互联网用户国，2014年底，达到6.49亿户，约占世界30亿用户的21.6%；中国还是移动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2014年底为5.57亿户，约占世界24亿用户的32.2%，成为世界互联网普及化、缩小数字鸿沟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四是城镇化革命，城镇人口达到7.5亿人，比2个美国总人口还要多，比一个欧盟总人口（5亿人）还要多得多。

    所有这些革命，都是在过去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所发生的，先是出现极大的不平衡，后是迅速地扩散、应用，进而开始趋同，大大促进中国区域一体化，导致地区发展差距从2004年之后开始持续缩小，全国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从2004年的75.1%，到2014年降至43.5%（见图,图为演讲者计算），下降了31.6个百分点；也促进了中国城乡一体化，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9年开始不断缩小，从2009年的3.33倍，下降至2014年的2.92倍。

    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来看，先是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后是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大大地重塑了中国经济地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发展战略，这就为“十三五”规划形成“4+3”新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2.0版本，使东中西一体化、南北一体化、国内国际一体化的格局更加突出，在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同时，也向外全面拓展，推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优先

    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我们不大懂什么新经济地理理论或者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但是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地方干部，甚至连我们的普通老百姓都晓得“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并形成广泛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它既是一个简单真理，因为基础设施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先行部门和基础，又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真理，只有创新机制才能加快基础设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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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中国愿意帮助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这是由双方供求所决定的，的确是一个典型的“共赢主义”范例。

    首先，不少发达国家正面临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沿线的许多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老化，已经落伍“高速铁路”时代。我访问过澳大利亚，所谓“特快列车”名不副实，远不及京沪高速铁路的300公里以上时速的“和谐”号。难怪《澳大利亚金融评论》（2015年6月30日）发表文章，题为：《中国的高速列车应该将澳大利亚的特快列车扫入历史》。目前，中国高铁不仅拥有世界最长、运行速度最快的高铁网，而且具有极其先进的高铁设备和高质量线路工程。中国的《高速铁路设计规范的国家标准》，还将适用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引进中国高铁的国家，这就为中国大型装备制造“走出去”做了技术储备，也提供了国际标准。李克强总理访欧时表示，为支持欧洲交通和能源网络等建设，中方有能力也有意愿积极参与这一投资计划。

    其次，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巨大的投资需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亚洲地区就有6亿无电人口，他们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每年高达7000多亿美元。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世界水平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纵横交错，修建速度不断刷新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