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出版社以访谈记录的形式策划出版《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一书，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986年6月，我到中央办公厅办公室（即现在的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前身）党群组工作。那时，习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负责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负责联系干部工作，负责统一战线、民族、宗教方面的工作。我所在的党群组工作领域正好包括习老分管的范围，领导就安排我和党群组另外一位同志为习老做一些文字服务和信息反映工作。那些年，每个夏季约20天左右时间，中央领导同志都到北戴河办公，中办工作人员也分批到北戴河作服务保障。记得是1986年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领导通知我说习老有一个重要活动，让我到北戴河大礼堂大厅待命。因为我是新来的同志，所以我到活动场所后，我的领导把我向习老作了介绍。习老饶有兴趣地问了我以往的经历等一些情况，还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陕西人，习老风趣地说，“咱们是乡党嘛！”（“乡党”为陕西方言，意即“同乡”“老乡”）为习老服务，这就接上了头。从那以后，我与习老身边工作人员范民新、田进等同志的接触逐渐多起来，我们围绕工作交流信息、交换意见。这种服务，一直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共15个月。虽然时间不长，但耳濡目染习老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深受教益，终身难忘。

    在我心中，习老是我们三秦大地走出来的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5岁开始搞兵运，21岁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32岁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46岁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用毛主席当年对习老的评价，就是“年轻有为，炉火纯青”。习老和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创立陕甘边根据地，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1978年复出后，习老受命主政南粤，率领省委一班人创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对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领导人，我内心充满了敬意，工作起来颇有压力感，丝毫不敢马虎。

    为了做好文字服务工作，有一段时间，我集中研读习老的讲话尤其是他关于统一战线的讲话，认真揣摩风格，悉心领会思想。习老的文风是那样朴实、说理是那样透彻、站位是那样高远，让我从心底里佩服。我觉得习老讲话中有一条清晰的红线，就是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感情。“文如其人”。毛主席赞誉习老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句话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遴选他为西北局书记时说的，确实抓住了习老的特质，习老真正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群众领袖。

    在革命生涯的各个时期，习老总是设身处地为人民群众着想，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角度去想问题、办事情。在革命战争年代，习老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时，提出“为52万群众服务”的要求，并到基层调查研究，推动大生产运动，解决了南下移民生产生活困难和儿童疾病治疗问题。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习老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时，安排秘书直接参与信访办理工作，亲自布置起草信访情况报告。为扭转“大跃进”时的浮夸风，习老深入河南长葛调查，不隐瞒身份，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燃眉之急，挽救了很多挨饿群众的生命。在习老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时，为解决当时的“偷渡外逃”难题，他深入基层了解实情，得出了“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正确结论，并第一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先行一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就是创办深圳等经济特区的由来。因为习老一心为民，所以群众衷心信任他、拥戴他，把他看作自己的知心人。当年他任关中分区特委书记时，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干部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这些不就是人民群众对党信任的生动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