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总部旧址砖壁村

　　央视网特稿（记者 王莉莉）1940年6月，一个盛夏的夜晚，在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拿着一截蜡烛站在作战地图前，由于长时间没有好好休息，站立中的他不知不觉闭上了眼睛，慢慢地，手中的蜡烛烧到他的手指，左权一下子被痛醒了。

　　那一年，是抗战第四年，中国的华北、华东、华中依次沦陷。此时，为了将华北地区作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日军决意巩固占领成果，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囚笼政策”，企图困住八路军，从而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为了打破这条东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横贯整个太行山的日军封锁线，左权和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整晚整晚睡不睡觉，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如何将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的交通线路一举摧毁。

　　两个月后的8月20日，在朱德、彭德怀指挥下，战争在晋冀鲁豫四省同时开始，先后有105个团近20万人出现在总计长达5600余里的华北主要交通干线上，他们割电线、炸桥梁、掀铁路，向日军发起破袭战，这场战役就是由八路军主动发起并名扬中外的百团大战。

　　据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公布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记载，此役发动大小战斗共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俘虏伪军18407人，破坏公路1500公里，收复县城11座。

　　至此，作为发动此次伟大战役的指挥部--武乡县蟠龙镇砖壁村，因此名垂千古。

　　八路军总部首次转移砖壁村

　　根据档案记载，自1939年以来，日军在华北地区大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在5000公里铁路和30000公里公路间设置了3000个据点和10000个碉堡，对根据地实施“囚笼政策”。

　　这些碉堡、据点、公路、铁路纵横交织，对八路军形成了极大的威胁。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华北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一个士兵每天只能吃到7两小米，靠野菜充饥，缺吃少穿。

　　1939年7月初，日军开始了新一轮的计划，他们开始对山西的晋东南地区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企图消灭八路军，摧毁抗日根据地。

　　7月6日，日军直逼八路军当时所在地山西潞城北村。为避开锋芒，八路军从北村出发，沿浊漳河流域向西北方的崇山峻岭之中转移。

　　《左权传》对当时转移情形这样描述到：此时正是太行山区的雨季，行军第二天遇上大雨，给原本就紧张的行军更添了困难。当浩浩荡荡的队伍从襄垣县普头村来到浊漳河畔的黎城县河南庄时，再次遭遇暴雨，河水陡涨，一连三天，水势不见回落。派出的侦察员反馈消息说，紧随其后的日军已进至黎城西北的柏峪、上遥一带，不远处已传来阵阵清晰的枪炮声，而此时襄垣已被日军占领，进退维谷，唯一的出路只有渡河向北转移。

　　于是，朱德命令：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一定要想办法渡过浊漳河。大家纷纷挽起裤腿涉水试渡，无奈河水湍急，刚一下水就被急流冲倒，一连几次都未成功。最后左权想出办法，叫大家解下绑腿结成绳子，一起拉着绳子徒涉过河……在大家的相互帮助下，全体人员终于顺利渡过浊漳河。

　　经过半个多月的辗转行军，1939年7月15日，八路军总部队伍穿过日军重重包围，来到太行山巅的武乡砖壁村。

　　到达砖壁村已是深夜，为了不惊动老乡，部队就在村子北边的一座破庙旁露营。第二天，战士们把庙宇简单整修了一下，总部搬了进去。

　　总部进村办实事

　　总部入驻的这座庙宇占地1600平方米，当地百姓称“万圣厅”，庙宇中有38间廊厅，左权就住在进庙的一间小破房间里，一进屋他就在墙上挂起军用地图，找来一张破门板做床铺。彭德怀住在后院，朱德则住在距离破庙不远处老乡提供的一处南房。

　　就这样，经过长时间跋涉的部队总算在砖壁村安顿了下来。

　　砖壁村，距离武乡县城47公里，村里有500多口人，是个有山无林，有河无水，十年九旱的小村子。天然的自然地理造就了村子呈半岛形状，东面靠山，南、北、西三面都是百尺的深沟悬崖的独特面貌。

　　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要进砖壁村，不钻沟无以觅路，不爬坡难以进村。从军事角度看，砖壁村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是个难得的军事要地。

　　当年，八路军总部只有500多人住在砖壁村的老百姓家，大部队驻扎在砖壁周围的村子里，即使这样，随着总部的入驻，原本吃水就难的村子更加窘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原则的八路军昼夜苦战，不到半个月，就为老乡挖出一眼43米深的活井水。隔了一段时间，两水井、七旱井，掘池筑坝的工程全部完成。

　　不仅如此，彭德怀还在庙中亲手栽种了一颗榆树，为村里的孩子修建了篮球场。今年87岁的村民肖江河说，当年他只有11岁，如今，看到这颗苍天的“将军榆”就像看到彭总一样亲切。

　　第二次进驻：发动百团大战

　　1939年11月，随着雨季的结束，砖壁村再次闹起了水荒，储存在窖里的水一点点减少，为了不影响老百姓的吃水问题，朱德当即决定总部临时转移到距离砖壁村10公里处的王家峪村。

　　“部队可以转移防驻，怎么能让老百姓为了吃水背井离乡，我们走，等到明年雨季到来，就是我们返回的日子。”这是总部临行前朱德对村民说的一番话，直到70年后，在肖江河的脑海里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7个月后，也就是1940年6月5日，随着雨季的到来，八路军总部信守诺言，再次返回砖壁村。

　　当时日军在华北地区实行“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1940年7月初，左权赶到129师师部，向刘伯承、邓小平谈了彭德怀最近准备组织发动一次破袭日军交通干线的设想，两位领导表示赞同。

　　7月22日，129师、120师和晋察冀军区分别收到了《百团大战预备命令》，这一命令由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亲自在砖壁村下达，要求“彻底破坏正太铁路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拔除沿线若干据点，较长时间切断正太线交通，打击敌之囚笼政策。”

　　一场大战即将掀开，时间定在8月20日20时。

　　根据原定的计划，各兵团准时发起攻击，各路指战员按照部署迅速向日军控制的据点、车站、桥梁、碉堡发起攻击，枪炮声、爆炸声同时响彻。

　　从8月20日至9月10日，20天的时间里，日军占领的所有沿线地带，白天烟雾弥漫，晚上熊熊火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报道中写道：“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百个团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

　　日军把这次战役称为“挖心战”，并把8月20日定为“挖心战纪念日”。

　　第三次进驻：为怀念牺牲的左权将军

　　“百团大战”后，日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和报复，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1940年11月1日，来自山西黎城、襄垣的日寇集结2万人马向砖壁村进军，而当时八路军仅有2千名战士。11月3日，八路军开始了砖壁保卫战，但因寡不敌众，时隔一天，总部不得不离开砖壁，转移至辽县武军寺（辽县：现在的左权县）。

　　转移后的部队情况并不乐观，先后多次面对日军的轮番扫射和轰炸，在左权指挥的“十字岭”战役中，左权的头部被炮弹击中，当场牺牲，年仅37岁。

　　1942年5月，为了怀念左权，彭德怀率领总部机关于当年的农历初六第三次进驻砖壁村，这次，他们在砖壁村住了20多天。

　　“左权将军牺牲后，彭总十分怀念他，就率总部搬回砖壁村他们曾经一起驻扎的院子。回到砖壁村后，因睹物思人，彭总常常在左权将军住过的后院痛哭，但因为战事需要，彭总只住了20天就带领总部再次离开砖壁。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肖江河说，这是跟随在彭总身边的战士向百姓诉说总部第三次返回砖壁村的原因。

　　至此，八路军总部结束了在砖壁村248天的驻扎历史。在砖壁村举行了左权将军追悼会后，部队前往太岳区，后又返回麻田驻扎，直到抗战胜利。

　　记者手记：

　　6月的阳光耀眼而温暖，行走在太行山腹地的砖壁村，八路军总部留下的印记已深深地融入到村子的每一个角落，随处可见的八路军标语，老一辈无产革命家住过的房屋，朱德总司令栽下的“红心杨”，彭德怀副总司令亲手种植的“将军榆”，左权副参谋长亲手写给妻女的家书，八路军修建的储水池，在山沟沟里打出的“抗日井”、“军民坝”已然成为这个村落的标签，让所到之人无不肃然起敬。

　　山西省长治市新闻中心副主任武素萍说，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很多地方设过，但都是路居，时间很短，只有在武乡时间最长。当时武乡县有14万人，其中9万人参加了各种救亡组织，1.4万余人参加了八路军。不仅如此，八路军刚来武乡时只有3万人，离开时部队人数达到了102万人，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八路军子弟兵。

　　这是一个充满着正能量的地方，在这里，作为百团大战的发起地，只有不到500人的砖壁村是我国对外的一个重要窗口，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被誉为“抗战圣地，八路之都”。不仅如此，它也成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的重要基地，每年来此学习、参观的游人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