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再出发”：要产出思想，也要国际发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谈智库建设与“全球智库峰会”
编者按
6月26日—27日，“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将亮相北京。届时，来自世界各国的数百名智库代表、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将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年后的新路径”这一主题交流探讨，激扬智慧。
两年一度的“全球智库峰会”，已经成为集中观察中国智库角色与作用的一扇窗口。举办峰会的理念与背景是什么，本届峰会与以往相比有何不同，由此会带来哪些深层思考与启示？记者就此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同时，我们还邀请主办方对两场平行综合论坛、6个平行专题论坛的内容进行概要介绍，帮助读者一览本届峰会的主要内容与突出亮点。
■ 记者：观察中国智库建设，应当有国际视野。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召开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契机去反思：作为这样一场国际智库盛事的主办国，我国智库情况如何，与国际水平存在怎样的差距？
魏建国：应当直面的是，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作为智库数量位列世界第二的国家，我们的智库水平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差距仍然很大。我们首先应当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高质量思想产品比我们多？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也是一个值得警醒的现象。
2014年5月28日，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应届毕业生典礼上发表了洋洋万言的毕业致辞。奥巴马说：“我们的底线是什么？是要再领导世界100年。我们不领导世界，谁来领导世界？”
在美国代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过程中，应当看到：美国智库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堪称美国软实力的核心。比如，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提交给美国军方的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时间仅与实际发射时间相差两个星期。此外，它还准确预示了加勒比海危机和赫鲁晓夫倒台等重大变化。
美国另一家著名智库彼得森研究所，为日益消退的美国全球软实力和美国能否保持世界霸主地位感到力不从心，明确提出G2（government 2），拉中国参加，被我们拒绝了。紧接着，彼得森研究所又在2011年坎昆APEC会议上向奥巴马提出建立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撒手锏”，其核心在于竭力排斥中国，同时为美国重返亚太做好经贸上的铺垫。
也正是彼得森研究所，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向美国政府提出人民币被低估40%的警告，其观点被两党和国会接受，进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番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狂风巨浪，对我国造成了很大压力。
除制定对外战略之外，美国智库在国内治理方面更是起到了高级智囊团的作用。他们运用智慧帮助解决国内矛盾，被称为除国家、军队、法院、媒体等之外的“第五权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理查德·哈斯，1998年发表《经济制裁与美国外交》，该书在美国政界和民间引起很大影响，引发了一场关于经济制裁的国内大辩论，哈斯本人也成为引人关注的学者和政策智囊，被时任总统的小布什任命为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
美国正是凭借着占全球总数的高水平智库，很好地实现了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的现实需求，有效地增强了政府的前瞻性、判断力、决策科学性。
纵观历史，中国的传统智慧与“思想库”水准并不比美国差。从古代社会盛行一时的“门客”“军师”“谋士”和纵横家文化，到明清时代士大夫“经世致用”的情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现代智库的基本功能。而孔孟“仁者爱人”的施政理念，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治国思想，等等，无疑都是非常高妙的政治智慧。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8年的国情咨文里，就引用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思想，其他很多智库也从《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典籍中汲取精华。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智库水平却落后于世界水准，可谓“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 记者：拥有历史积淀和智力资源，却不能很好地发挥智库功能，这的确是很可惜的一种现象。那么，中国智库的“软肋”何在？
魏建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曾经说过，衡量一个智库水平高低的标准，关键有三条：独立性、高质量和影响力。中国智库在这三方面都存在缺陷。
首先，中国智库大部分依赖政府，最早是沿袭了苏联社科院的体制机制，“官办”色彩较浓。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智库模式曾经发挥一定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全面铺开，这种体制机制带来的弊端也体现得日渐明显。主要表现在：“附属性”大于“主动性”，参与决策的动力不足；用人机制、管理机制、评价机制等不适应智库研究需要；做政策诠释易而提出质疑难，等等。
其次，智库最核心的要求是要生产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因此智库人员必须具有全球战略视野；要提出从中国实情出发的、接地气的解决方案。而我们今天的智库产品，普遍存在“三多三少”现象：被动的多，短期的多，流于空泛的多；积极主动的少，前瞻的少，可操作的少。
最后，智库影响力包括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大众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等多个方面。只有着力培养品牌意识、前瞻意识、创新意识、全球意识，付出艰辛努力和切实行动，才能全面提升智库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