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次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政改方案”被否决，也许可以让香港社会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冷静下来，都回归理性，认识思考一下，香港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政治？香港究竟怎样才能走向民主政治发展的健康之路？当然，当务之急是“补课”，补对于“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对于香港“基本法”的全面准确理解和认识、全面贯彻和落实之“课”。没有这一基础和前提，以“双普选”为目标导向和主要内容的香港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之再启动，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

这次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政改方案”被否决，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有关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将发生之重大改变。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表态“三不变”：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并最终达至普选目标。为什么这样讲？

大家知道，在香港回归以前、在“英人治港”的旧香港时代，香港的政治体制是典型的英属殖民政治，是英国总督独裁和英国总督专制，而绝非什么民主体制，香港同胞的政治参与权力极其有限。香港的民主绝不是英国人在“英人治港”的殖民统治时代“恩赐”给香港人民的，在那个时代香港人民是没有任何政治参与权力、没有任何民主选举权力的。他们没有任何“公民”身份，他们不仅没有办法参与中国内地中国中央政府的各种政治选举，没有办法参与伦敦英国中央政府的各种政治选举，而且也没有任何办法参与港英当局的各种政治选举。大家知道，在那个时代，有两句很流行的话可以非常形象和生动地说明这个问题——一句是“香港有自由无民主”，一句是“香港人有政治冷感”。这是英国人在“英人治港”的殖民统治时代给香港人留下的非常“尴尬”的历史遗产。

那么，目前以“双普选”为目标导向和主要内容的香港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究竟是在哪里起步的？它的宪制基础和法理根据是什么？这里，有四句话可以说明问题——源自香港回归的大背景、源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国策、源自“一国两制”的“大法典”——香港“基本法”、源自中央政府的发动、推动和依法授权。

一直到1984年中英谈判成功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对于回归以后香港特区的政治安排尤其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问题，仅仅是中国政府在“正文”和“附件”中原则性的政治承诺：中英“联合声明”“正文”载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载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立法机关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这也就是说，在1984年中英双方通过外交谈判达成的国际协议——中英“联合声明”正文及其附件中，对于未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仅仅有两句话：一句是“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一句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这里第一次指明了未来香港特区政治发展和政制改革之民主化的目标和路向，但是无论是行政长官的产生还是立法会的产生，都还没有任何涉及“普选”的字样。而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香港回归以后新香港要搞民主政治、搞民主选举，这也并不是中英双方外交谈判“谈”出来的东西，不是英国政府为香港人民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争取来的，而是中国政府依据“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国策，从实现和保障香港人民在新香港“当家作主”之民主权利的战略考虑出发，单方面作出的政治安排和政治承诺。道理很简单，香港回归以后，未来香港特区政治发展和政制改革怎么搞，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英国人是没有资格、没有权力参与和干涉的。

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不仅要搞民主选举，而且要逐步发展到“双普选”这一步的长远目标，是中央政府领导和主导制订的“一国两制”的“大法典”——香港“基本法”第一次明确下来的，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香港“基本法”第六十八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选举产生。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也就是说，目前以“双普选”为目标导向和主要内容的香港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它最初的、也是唯一的宪制基础和法理根据，就是来自香港“基本法”，而不是其它。

所以，从以上有关香港“基本法”对于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具体规定，我们可以得出非常明晰的一个历史结论：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特区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最根本的宪制基础和法理根据就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中央政府就是以“双普选”为目标导向和主要内容的香港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之总体方案及其“时间表”和“路线图”的设计者、发动者、主导者、推动者和监督者，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和“总监理师”。

在香港回归以后，中央政府为了让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香港同胞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政治愿望，全力支持和积极推动香港同胞履行在香港本地政治参与和民主选举的职责和权力，并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的办法的决定》，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4·6释法”、“4·26决定”、“12·26决定”、“8·31决定”等法律文件，为以“双普选”为目标导向和主要内容的香港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规划出明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已经彻底实现了由“英人治港”之旧香港时代的英国总督独裁和英国总督专制的英属殖民政治向“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新香港时代的民主政治的全面嬗变和全面转型。香港同胞已经由“英人治港”之旧香港时代没有任何政治参与和民主选举权力的“二等臣民”，成为真正“当家作主”、享有充分政治参与和民主选举权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过去大家非常熟知的两句话也变了——香港不再是“有自由无民主”，而是“有自由有民主”;香港人不再是“政治冷感”，而是充满了政治热情。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它具体而明晰地提出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产生走向“普选”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在香港特区实现500万全体香港选民一人一票选举行政长官开辟了光明的前景、光明的道路，是香港特区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解释、决定之规定的基础上全面推动以“双普选”为目标导向和主要内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它昭示了中央政府作为香港特区民主政治发展的设计者、发动者、主导者、推动者和监督者，依法落实香港特区民主政治发展蓝图的决心和信心，它有力说明——“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政策，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办事，稳步推进2017年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是中央的一贯立场。”

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的出台，标志着在香港特区民主政治发展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始终坚守“设计者、发动者、主导者、推动者和监督者”的宪制权力和宪制职责，始终雄踞道德和法律高地，始终奉行全力支持和积极推动的基本立场，是香港特区民主政治发展之最大的、最坚定的“民主派”。中央政府始终认为：“行政长官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立法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这是中央政府作出的庄重承诺，并体现在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中。中央政府真诚地支持香港的民主政制向前发展。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制度必须符合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符合香港实际，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体现均衡参与的原则，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要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经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只要香港社会各界按照上述原则务实讨论，凝聚共识，就一定能够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最终由普选产生的目标。”至今，中央政府的这一原则立场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即使是遇到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政改方案”被否决这样的重大挫折，本人也坚信，这绝非香港特区民主政治发展的“末日”，中央政府仍然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在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仍然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坚持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解释、决定之规定的正确轨道上主导和推动香港的民主政治建设，直至“双普选”的美好愿景在香港成为活生生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