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表数据来源：化隆县就业服务局 制图：张芳曼

化隆县黄河生态绿洲园内的拉面匠雕塑。 李玉峰摄

    “砰！”

    一男子扣动标有“中国化隆”的仿制式手枪。买方点头，嘴角掠过一丝微笑。

    枪声刚落，警笛四起，埋伏多时的警察一把摁倒试枪男子。“交易”落空，那名男子用亲手制造的手枪，把自己“射”进铁窗，至今仍蹲在“里边”。

    “啪！”

    在武汉开拉面馆的青海化隆人马甘（化名），将一团面重重甩在案板上。三拉两缠，一碗香喷喷的拉面做好了。食客付完钱，美滋滋地品尝拉面……马甘用一碗碗拉面，拉开了幸福生活的大门：“试枪的是我堂哥，买方是内线。过去穷急了，造枪卖钱。我也曾差点走上邪路，现在出来开拉面馆，挣多挣少，心里踏实。”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回族占一半多，汉、藏、撒拉等多民族聚居。沟沟坎坎把全县“切”得七零八落。十年九旱，天灾频发，23万农民基本靠天吃饭。

    过去一提化隆——穷！上世纪80年代，化隆超过六成的农户为贫困户，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如今变了。靠着一碗拉面，昔日“食不果腹”的化隆农民，走出大山，进城创业，带动就业。1988年从厦门起步，化隆人把拉面馆开遍全国，目前达1.2万余家，其中多数打“兰州拉面”牌子。去年近8万拉面大军“拉”回5.7亿元，是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5倍多，占农民务工收入七成。

    奋进在同步小康新征程，西部各地各有各的路子，化隆如何闯出一条适合多数普通农户脱贫致富的路子？青海人为什么打“兰州拉面”的牌子？面对连锁化、品牌化的市场竞争，化隆人还能“拉”多久？

    “金霸头”成“面霸头”

    “淘金是穷逼出来的，改做拉面也是逼出来的。”牙什尕镇城东村的冶沙拉说。他眉宇间尚有藏不住的“霸气”。

    城东村2000多人，过去人均1亩多地，多在山上。“小麦亩产300来斤，不下雨就绝收，很多人吃不饱。”

    再穷也得糊口。上世纪80年代，当地农民加入淘金潮。开一辆“尕手扶”，编织袋装点馒头，颠到青海西部等地，撅着屁股挖沙金。带工的叫“金霸头”，夏天干3个月，每个小工能“挖”2000多元，“金霸头”挣万余元，成为扬眉吐气的万元户。

    冶沙拉有正规手续，最多时拉了700多人，有3辆卡车，是全县乃至全省出名的“金霸头”。每年春节后，他家就挤满人，一些乡亲悄悄塞上一包几元钱的茶叶、冰糖，求他把尕娃带出去挖金。村里大多数人参与挖金，全县“淘金部队”曾有几万人。

    1989年春，冶沙拉带人到无人区采金，雨雪连连，苦哈哈28天，竟然只“磨”了20公里的路。5月底，楚玛尔河附近突降大雪，周围顿成沼泽，许多手扶拖拉机陷进泥坑。“那次估计有几万人被困，冻死病死的有不少人。政府派直升机，空投衣服、馍馍和药，这才得救。”

    县志载，那次化隆500多人被困。

    “铁锨把蹭手着浑身儿酸，手心里的血泡着全磨烂……一路上的寒苦哈说不完，沙娃们的眼泪淌呀不干。”一曲青海花儿《沙娃泪》，唱出了采金之苦、致富之难。

    从人工到机采，冶沙拉在“刀尖上”行走多年。高投入、高风险。其间，他投资买的几十间商铺全赔了进去，曾经显赫的“金霸头”有点惆怅。

    后来，为保护生态等，国家严禁私挖滥采。正是那些年，一些化隆农民开始到内地开拉面馆——从面里“淘银”。

    2007年，赋闲的“金霸头”冶沙拉南下广东中山，加入拉面大军，当年净赚3万元，后又陆续增开几家拉面馆。“我们一大家子共开了40多家面馆，带动200多位亲友、老乡参与。一个普通面馆，一年能挣10多万元。”现在，有人称他家是“面霸头”。

    城东村500多户，1999年退耕还林，人均仅2分耕地。无序采金被禁后，许多村民像冶沙拉一样转向“淘银”。如今在内地开了190家拉面馆，每年至少“拉”回2000多万元。

    农民脱贫，总有试错。采金有风险，某些化隆人还玩过更危险的——造枪！

    “化隆造”转“化隆灶”

    “你们是哪里人？”

    “化隆的。”

    “没听说过。”

    “这个知道吗？”做出扣扳机动作。

    “化隆造！”

    “现在改‘化隆灶’了，做拉面。”

    许多内地人不了解化隆，一些拉面户无奈地用旧事“推销”化隆。

    造枪，曾给化隆留下苦涩的印记。

    上世纪80年代，少数化隆农民在自家地窖里装配仿制式手枪，卖给外地人。非法造枪一度波及5个乡镇几十个行政村。

    “知道造枪违法吗？”

    “我是文盲，不懂法。”

    “为什么造枪？”

    “卖钱，买化肥，买面。”

    当年，化隆农民韩某、马某因造枪被判入狱，这段问讯的回答令人心酸。不懂法的背后是贫困作祟，穷是恶之源。

    化隆多数地方海拔超2800米，严冬漫漫，适合长庄稼的无霜期仅3个月。春旱、冰雹、滑坡等灾害，让农民常生活在“不确定性”中。

    那时，化隆农民真穷、真苦、生活真难。1986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不足300元。一亩麦子收300多斤，卖100多元。据称，造枪，每支成本100多元，一周制成，出手能赚500多元。来钱快，让部分农民走上不归路。

    造枪赚钱，国法不容。当时，化隆县公安局在一个镇设分局，成立缉枪大队；在枪患严重的新乐村（化名）建警务室，常驻民警三四人。这种“高配”在全国都不多见。

    现在武汉开拉面馆的马甘，幼年穿家人做的布鞋，底子破了就垫块布接着穿。他原打算跟一个亲戚造枪，父亲说：“你要是干这个，就和你断绝关系！”马甘背过身，一拳砸在墙上，最终放弃。

    一天早上，马甘刚睁眼，村子已被执法人员团团包围，青壮男子被一一排查。附近新乐村100多人被带走，至今仍有许多人在“里边”。新乐村从此蒙上了阴霾。

    治枪先治穷，当地有意识地引导枪患严重地区的村民外出做拉面，变“化隆造”为“化隆灶”。马甘来到天津，先在拉面馆打工，后开了家拉面馆。如今在武汉落脚，老老实实做拉面赚钱，盖起了新房。

    暮气沉沉的新乐，也转向“化隆灶”。1997年前后，村民马合（化名）兄弟第一批走出山乡，到郑州做拉面，亲带亲，邻帮邻，全村700多户，陆续有260户加入拉面大军，其中也有刑满出狱、改邪归正的。马家兄弟分别盖起新楼房，屋里铺着地板，还有洗澡间。

    今访新乐，村里人不多，房子崭新。村民不愿再提“化隆造”，问到拉面馆，都会打开话匣子。一位村干部说：“一些人过去走了弯路，做拉面起步晚了，要不早都发财了。”

    他们起步晚了，谁是早起的“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