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经公安机关调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4名儿童系服农药中毒死亡。记者了解到，4名死亡儿童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5岁，系兄妹关系。9日23时许，这4名儿童被发现疑似在家中服食农药，紧急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6月11日新华网）

    悲剧重演，不过三年。2012年，贵州毕节5名男童死在垃圾箱里，为避寒而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2015年，贵州毕节4名儿童疑似集体自杀——1个月前，他们因为没有生活费辍学在家，唯一的食物是父亲去年种的玉米。同样是留守儿童，同样是死亡事件，同样的追问是：社会救助体系为什么没能让他们活下来？

    2013年针对贵州省留守儿童的一项调查表明，该省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2.88%，非留守儿童的自杀意念发生率为9.40%。尽管此次的农药中毒事件真相未明，但穷困、辍学、无人看管、缺乏关爱等负性因素的叠加，确实让这4个孩子成了不折不扣的自杀高危人群。2012年悲剧发生后，因为“教训十分深刻”，于是不到十天，贵州省毕节市委、市政府决定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市、县（区）财政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万元用于保障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正因如此，民调显示：近七成网友不禁质疑，6000万资金，真的最终发放到留守儿童或其家人手里了吗？“玉米糊度日”的悲怆与“6000万保障”的愿景，两相比对，太过扎眼。

    城镇化如火如荼，留守儿童成了孤岛。据2014年数据，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100万。2005到2010年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增幅为4.13%。“每三个农村孩子里面，就有一个留守儿童。”与之相对应的，是下面这组值得警惕的数据：今年一项针对河南、安徽、湖南、江西、重庆、贵州6个劳务输出大省的调研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内遭遇过意外伤害；43.8%的留守儿童对学习不感兴趣，49.4%经常没完成作业；39.8%的留守儿童感到孤独，其中经常觉得孤独的留守女童达到42.7%。此前亦有调查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57.14%。不过，如今看来，相较于生命安全的责任，亲情守望与隔代抚养等，都已属于奢侈的话题。

    眼下来说，与其让财政每年拨付6000万而不知所以，倒不如建立起以寄宿制学校为依托的留守儿童救护机制。二元格局的终结，也许难以一蹴而就，但公共责任的履行，总可以做些扎扎实实的事情——既然家庭监护形同虚设，既然流浪式放养危机四伏，那么，公职部门何不给他们找个“代理监护人”、给他们一个现实的“家”？

    留守儿童的存在感，不能总是通过死亡事件来刷新。关爱留守儿童，除了口号与拨款，还要真正把“心”与“钱”，都用在刀刃上。(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