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信阳市政府处理“干尸男童”王志强事件工作组向家属公布了责任划分，死者王志强自身患恶病质承担70%的责任，死者父母监护不力承担15%的责任，救助站管理过失承担15%责任。（6月10日《京江晚报》）

    这样的结果自然令家属难以接受，也让外界感到难以置信。在真相还没有完全明朗的情况下，这样的责任划分显然有失公平。正如相关专业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孩子的死亡原因，是否与救助站失职有着直接关系，对最后的赔偿金额起着决定性作用。

    6月1日，信阳市发通报称信阳市救助站、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浉河区公安分局等部门存在失职行为，同时有18人受到了处分，此意味着当地政府已然认定相关人员存在失职。那么这样的责任分摊，显然并没有体现责权利对等的原则。同时，从既有的事实来看，男童死亡并非孩子父母遗弃所置，其本身又属于未成年人且有智障疾患，让其自身承担70%的主要责任，显然有违常理。很显然，在近乎于“自我处理”的既有模式下，若是没有第三方机构的调查与处理，那么赔偿清单的公平性就很难得到确保。

    然而在既有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规范中，第三方调查很难得到确保。因而，如当地官方所说那样，“不满可走法律途径”或是一项优选。尽管在既有的体制下，司法独立性很难避免被行政权所干扰，然而当“男童死亡”事件，已成为公共事件，再加上“法治建设”正方兴未艾之际，向法院起诉走司法途径，虽然是迫不得已之举，但也是最应坚信和坚持的路径。因而，“有理找法院”当为寻求权利保障的最好方式。

    官方之所以有“不满可走法律途径”的说法，除了权力的傲慢与偏见之外，还在于民众的法律信心不足使然。长期以来，“信访不信法”的维权方式，导致权利和权力者都对信访解决的方式极为依赖，对寻求法律解决而信心不足。在此情况下，就需要通过一个个司法案例的出现，激活公众的司法信心与认同，并对此产生依赖将其作为各种方式的优选。因此，让“走失男童获救助半年后死亡”一案，最终回归于司法解决的轨道上来，不失为地方法治水平的一次检验，在司法判决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需要当事人作出明确的选择，也需要整个社会的大力支持。(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