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向缅甸进发（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6月4日报道 军事科学院军史百科部副部长李泉少将6月3日在《参考消息》发表题为《中国抗战是世界性抗战》的文章，文章认为，把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放在国际视野中加以审视，会看得更为清晰。现将全文内容摘转如下：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由于西方的绥靖纵容，法西斯犹如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侵略的战火从亚洲燃烧到欧洲、非洲，人类文明面临空前浩劫。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最先举起了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旗帜，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所说：“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正确地说，日本败给了中国人民”

    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上一衣带水，在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上曾经是友好邻邦。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的炮声打乱了东亚既有的秩序，没落的清王朝逐渐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然而同样遭受西方炮舰叩关的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跻身于列强行列。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野心急剧膨胀。经过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以后，日本军部势力进一步加强，政党政治终结，国家迅速法西斯化，一步步走上了侵略扩张的不归路。此时在日本眼中，中国既是唾手可得的盘中美餐，也是一击即倒的东亚病夫。“卢沟桥事件”后，日本极端轻视中国的抵抗意志，陆军省把中国看成“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日本陆相杉山元甚至向天皇保证：“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可以解决。”

    然而，令日本始料未及的是，此时的中国已不同以往。1937年8月爆发的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给了日军当头一棒。从上海前线回日本的西村敏雄少佐向参谋本部报告说，“中国军队的抵抗极为顽强”，“中国居民同仇敌忾，斗志高昂”。1938年3月，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展开激战，日军《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记载，中国“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日军“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更令日军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日军惊恐不安地称之为“治安之癌”。

    由于中国抗战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了全民族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的战略格局，又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有力支援，中华民族最终赢得了反抗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承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日本）败给了中国人民。”

    “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恐怕将会改写”

    中苏两国在对付具有强烈扩张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一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出于其自身安全的考虑，虽然在外交上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不干涉的立场，但又利用各种场合揭露和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在道义上、政治上支援中国抗战。1931年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公开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做一切必要的帮助。”从1931年9月23日到10月28日，苏联《真理报》相继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瓜分中国》《满洲的被占和日本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和《满洲的绳结》等社论和署名文章，指出日本占据满洲为帝国主义之侵略压迫，目的是把中国当做朝鲜第二。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以此为跳板北上进攻苏联，进而与德国法西斯从东西两线夹击社会主义苏联的企图昭然若揭。斯大林洞察到这一切，1940年，他叮嘱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的手脚。只有当日本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在中国全面抗战初期，苏联是给予中国最多援助的国家。1938年3月到1939年6月间，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三笔低息贷款，共计2.5亿美元。为帮助中国抗战，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华，还派出2000多人的航空志愿队来华直接作战，先后击落击毁日机544架，有200多人血洒长空、壮烈牺牲。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中国不仅在物资、人员上，而且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苏联。中国输送苏联的矿产品总量达53238.74吨，其中以钨、锑、锡为主，都是军事工业急需的重要金属；向苏联运送的农牧产品包括绵羊毛21295吨、山羊绒304吨、茶叶31486吨、猪鬃1119吨、驼毛1026吨、生丝301吨、各种皮货540.7万张。在情报方面，中共党员阎宝航利用在重庆社交场合的关系，获悉德国准备在1941年6月22日前后进攻苏联的情报，通过延安发给了共产国际，为苏联最高统帅部提供了参考。

    由于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侵华日军的陆军主力被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无法抽调更多的兵力北上进攻苏联，苏联得以从远东抽调大量兵力增援西线苏德战场。其间，在苏的许多中国人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刘亚楼、唐铎等人以苏军指挥员的身份直接参战。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参加了苏军，并转战南北，见证了苏军攻克柏林的伟大时刻。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多为中共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尽管年龄幼小，但与苏联人民一起，挖战壕、缝军衣、照顾伤员等，为打败德国法西斯做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崔可夫说过：“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认为，“如果没有中国抵抗日本，日本得以进攻苏联后方，那么卫国战争的历史恐怕将会改写”。

    “中国之英勇坚毅，为盟国之有力堡垒”

    在中国抗战初期，英美等西方大国出于自身利益，推行绥靖政策，以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换取自身安全，或试图以缔结条约形式，防止法西斯的入侵，根本无暇顾及中国抗战。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随后横扫欧洲，英法被迫对德宣战。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也全面卷入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战争。直到这个时候，英美等国才真正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长期孤军奋战的中国战场。中国是最早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国家之一。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在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他说，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中国政府就向苏、美、英三国提交了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书，表示“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1942年1月，世界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在打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一起，正式结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鉴于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美英等同盟国一致同意设立中国战区。陈纳德率美国“飞虎队”转战中缅印战场，开辟驼峰航线，把战略物资源源不断送往中国战场。美国政府还为中国提供了价值约5.2亿美元的飞机、坦克等装备物资。

    由于中国的艰苦抗战牵制了日本绝大部分陆军兵力和部分海空力量，打乱了日本的南进部署，从而为美英等国争取到宝贵的备战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军队又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大大提振了盟军士气。伦敦《每日电讯报》报道：“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1942年，中国抗战虽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但仍根据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战略需求，毅然派出远征军，出兵缅甸，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美国著名评论家伊利奥时少将称：“苟无中国，战争或已无期进行。中国之英勇坚毅，已证明为盟国之有力堡垒。如果中国崩溃，则对于盟国之后果，当颇惨痛。如果其军队投降，日本可毫无阻碍以搜刮中国庞大之天然富源，而使战争无期延长。”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与英美等盟国共同作战的历史启示我们，世界大国在面临共同敌人的时候，不能绥靖纵容，以邻为壑，或转嫁危机，损人利己，为了自己的绝对安全而不顾及他国的安全；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各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而不应相互猜忌，围堵他国，更不能有意挑起事端。要摒弃冷战思维，共同构建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

    尽最大可能帮助亚洲弱小国家

    20世纪上半叶的亚洲各国，除日本外大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渴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饱受殖民侵略压迫，对亚洲弱小国家民族的这种渴求感同身受。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共同的命运把中国和亚洲弱小国家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国家眼中，中国是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庇护所和坚强后盾。

    朝鲜在1910年就沦为日本殖民地。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自“九一八”事变后就与中国人民一起组织抗日武装，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境内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南人民热情支持中国抗战，胡志明说：“越南解放运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同盟军。”菲律宾、泰国、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和印度等地的人民，与当地华侨联合起来，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活动。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组建了援华委员会，开展了广泛的援华活动。

    抗战期间，尽管中国自身面临异常困难的情况，但仍然尽最大可能为亚洲弱小国家和民族提供支援和帮助，成为他们最信赖的朋友。在他们眼中，广阔的中国是他们可靠的战略后方。中国开办各种训练班，为越南独立运动培训大批青年骨干。1942年10月，在中方的协调下，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在广西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中国政府容留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帮助以金九、金若山为首的朝鲜民族主义者，组织“韩国光复军”“朝鲜义勇队”，抗击日本侵略者。金九在《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中称：“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借拨政舍，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作为亚洲弱小国家的代表，中国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极力主张要充分考虑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愿望，适时给予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殖民地国家独立地位，表达了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心声。1945年4月25日，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上，一如既往地倡导国家和种族平等，强调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反对强权政治。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这种独特的作用，是其他大国难以替代的。

    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在自己还很困难的时候，都在竭力帮助亚洲弱小国家和民族。今天，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进步的主要力量，更是亚洲人民的好邻居、好伙伴。中国的发展只会惠及亚洲各国，给亚洲带来共同的繁荣与稳定。

    李泉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少将军衔。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事历史分会副会长。在《中国军事科学》《军事学术》等核心期刊发表理论文章十余篇，编著有《二战经典战役》、合著《相互依赖时代与国家安全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