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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渐加深的今天，中国的发展所牵动的早已不只是国人之心。2014年，我国GDP增长率下降至过去25年最低点，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如何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会不会“撞上自己的长城”，陷入停滞甚至崩溃？面对这些疑虑和误解，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近日在美国著名期刊《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作出有力回应。“中国并未接近崩溃边缘，而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世纪并非已进入终章，而是刚结束开篇”，有理有据的观点在国外引发强烈反响。经作者独家授权，本版和光明网联合刊发该文中文版。

    1.从追赶者到领先者 

    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必须先回顾历史。中国经济现代化起步晚，采取的是“追赶型”增长模式，即在长时间落后之后经历迅猛的经济增长。例如，1870年到1913年间的美国遵循的正是这种发展模式，经济年平均增长4%；俄罗斯经济从1928年至1939年年均增长4.6%；日本经济从1950年至1973年年均增长9.3%。而中国在1978年至2011年这33年间，GDP年均增长近10%，远远超出上述国家。

    这段时间的高速增长让中国经济能够追上甚至赶超美国经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麦迪逊数据库的历史数据表明中国GDP在2010年超过美国，世界银行全球性国际比较项目的数据则表明中国GDP在2014年超过美国。但如果采用世界银行Atlas法计算，中国经济要到2019年才可能超过美国，也就是说如果按现值美元计算，中国GDP仍落后于美国。实际上，比较两国经济最客观的方法是衡量发电量，因为这一标准有形且可量化，更与现代化密切相关：只有提供大量电力才能支撑工厂运转和大楼建设。1900年，中国发电量仅为美国的0.01%，1950年上升到1.2%，2000年升至34%，2011年超过美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已经完成了对美国的总量赶超。

    尽管还存在许多亟待改善之处，但中国发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中国人口总量相当于美国的四倍多，中国人均GDP直到2030年左右才能接近美国人均GDP的一半。但是中国在其他方面确实取得了重大进步：平均寿命（约76岁）接近美国（约79岁）；预期教育水平也在接近。不过，自1979年以来，中国发展带来的财富更多惠及城镇或沿海地区居民。要实现中国政府“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终极发展目标，不仅需要更可持续的发展，更需要公平的利益分配。

    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必将放慢，这是十分清楚的态势。然而，对于放慢的程度和持续时间，经济学家们各执一词。2014年，中国GDP增长率下降至7.4%，是过去25年来的最低点，许多人预计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将继续下降。虽然7.4%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让许多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但他们不像中国这样，需要在未来十年里创造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因此，一些专家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警告说，由生产推动的中国式增长已经难以为继。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2013年就曾说中国“将要撞上自己的长城”。据此观点，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崩溃，而在于何时崩溃。

    这种看法是误导性的。中国经济并未接近崩溃边缘，而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此阶段的发展为“新常态”，这一说法原本被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前CEO穆罕穆德·埃尔-埃里安用来形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的艰难复苏。习近平定义的“新常态”有所不同，指的是中国重新平衡经济的关键过程，包括经济增长动力更加丰富，增长速度更可持续，更加公平地分配利益。中国经济尚处于新常态初期，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有效应对，中国人民就有望享受到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和重大改善。与此同时，世界也有望看到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的世纪并非已进入终章，而是刚结束开篇。

    2.增速放缓 更趋稳健

    一定程度上，中国近期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三十年的高增长让中国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经济总量的边际增长愈发困难。即便按当前汇率计算，中国GDP也已经在2014年突破1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名义增速达到10%就要增加1万亿美元，相当于比世界经济强国沙特阿拉伯的GDP总量还多。如此大规模的高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种增长需要无限制的能源供应作为支撑，对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中国的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盟的排放量之和，而且仍在持续增加。

    有鉴于此，中国别无选择，唯有放缓增速。尽管7%对于世界大多数经济体来说仍属于高速增长，但对中国来说，这一速度能使煤炭、清洁饮用水等基础投入的需求降低到中国力所能及的水平，也能够帮助中国更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兑现其在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的承诺，最迟在2030年开始减少碳排放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