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到整个世界，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世界经济一轮黄金增长期结束，开始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综合调整期。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后危机的调整与构造期，主要特点是：趋好走向与不确定性并存，发展新环境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凸显。

    在后危机调整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严重分化。美国是危机的始作俑者，无论其内部调整，还是其外部举动，都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导向作用。应对危机，美国的调整力度最大，由于在去杠杆化、加强金融监控、促进产业回归等方面取得成效，其经济率先进入增长期。美国借助新技术优势、页岩气开发以及深度开放战略，加上几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出现恢复势头。同时，美元升值，资金流入增加，也促进了其经济增长活力恢复。欧盟经济仍处于艰难调整期，欧债危机的阴影仍没有完全散去，多数国家的内部调整与改革困难重重，经济恢复缓慢。尽管也实行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经济增长仍处于低迷状态，特别是南欧国家的危机还没有过去，希腊仍在拖后腿。日本经济增长很可能是昙花一现，在强刺激政策下，尽管扭转了20多年的基本停滞状态，但增长仍不稳定。由于公共债务巨大、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重现活力较难，日本可能维持一种低速增长状态。

    总的来看，未来一个时期，发达国家经济分化还会持续。美国经济在美元强势、资金流入等利好因素支持下，会维持增长势头。欧洲的德国、英国会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势头。其他欧洲国家和日本经济仍将维持低迷状态。

    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发生逆转，但也出现严重分化。新兴经济体分化特别明显，巴西、俄罗斯陷入负增长，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只有印度经济可能会出现超常增长，具体情况如何还有待观察。由于能源、资源价格大幅度下跌，那些资源依赖型经济体普遍出现困难，陷入低增长状态。总的来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环境发生改变，面临许多新挑战，包括外部市场环境变化、新贸易规则制约、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以及收入差距拉大压力等。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需要加大内部调整改革力度，另一方面需要推动发展合作。比如，推进互联互通网络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等，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经济全球化、开放发展仍然是大趋势。多边开放体系是维护世界市场开放、保证各国平等参与国际分工、促进经济发展的主框架。但也应看到，新的多边开放进程推进艰难，美欧对多哈发展回合议程不再予以支持，转而推进由其引领的“诸边协议”谈判，如服务协定（TISA）、新信息技术协定（ITA2）以及由其主导的区域自贸协定，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意欲确立新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建立新的竞争优势。由此，未来围绕国际贸易、服务和投资新规则制定的角力，将会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焦点。维护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新规则制定的参与权，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将成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有利国际环境、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

    以新技术为引领的产业变革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新环境下，国际分工将实现新发展，并以新形式不断深化。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将推动世界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随着新技术革命不断演进和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新的全球价值链将得到发展。其中，最有影响的趋势是互联网把制造与服务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传统分工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与变革。为了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抢占新的制高点，发达国家加快调整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推行“再工业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经济体也做出积极努力，推动产业升级，推广互联网经济。全球生产分工网络是一个大系统，分工深化的含义是竞争优势的分解。这样，在新产业调整与重构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拥有全面竞争优势。尽管新的产业调整和产业链重组会改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的环境和条件，但在新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也可以找到新的参与和拓展空间。特别是新产业链的构造，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不可缺少的环节。

    东亚生产网络是全球国际分工的最重要体现。总的来看，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部结构发生调整，中国的产业地位会上升，主要部分将上移到中高端层次，成为创新技术和产品的提供者和复杂生产的链接点，而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将更多向后起国家扩散。这将使东亚生产亚网络的范围扩大、投资和供应链拉长。从未来的发展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能替代东亚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心。在未来的新生产网络构建中，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将提供新机遇、发挥新作用，成为完善区域生产网络的最重要驱动因素。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讲话中指出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继续给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