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实习生 周智宇/摄

　　尽管已经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之职近10年，但当科菲·安南出现的时候，他依然被认为是一位“不需要介绍”的人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前掌门人以及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绝大多数时候，安南留给世人的印象都与宏大、严肃的国际议题联系在一起。但私底下的安南是一个颇有幽默感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他日前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的开场白中看出来——安南调侃自己说，他曾被路人认作是好莱坞著名黑人影星摩根·弗里曼，并煞有介事地为这位路人“粉丝”签下“科菲·弗里曼”的名字。

　　4月21日、22日，作为科菲·安南基金会的主席，安南到访北京大学，被聘为北大“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学者（Peking University Global Fellowship），与北大学者和学生座谈，并发表了以“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秩序”为题的演讲。即便已不再亲自斡旋于风云际会的国际舞台，但安南有关国际秩序、中国和青年议题的见解，依然吸引了“挤满一屋子”的学者和青年学子侧耳聆听。

　　“世界正变得更危险吗？”在4月21日与北大师生座谈时，安南提出了这个他自己也认为“很难回答”的问题。在随后的座谈和演讲中，他试图表达他的理解。安南认为，有的人产生“世界正变得更危险”的观感，可能是因为“世界变了”，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不好的事情，都会很快被媒体刊播出来，让人们产生了世界好像正在变得更不安全的感觉。但事实上，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出现大国间的战争了，世界正变得更加有序，与我们的先辈相比，我们在暴力和战乱中丧生的可能性更小。

　　安南说：“尽管有这些进步，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国际秩序的熟悉轮廓正在变化。”这些转变包括，西方世界2007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阿富汗、伊拉克长期而代价巨大的战争，与乌克兰危机混杂在一起，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危机感。与此同时，古老文明如中国和印度，则正在重获历史上曾经有过或者应有的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如果基于购买力平价来评估，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是世界上最富有、增长最快的大陆。安南认为，这些结构性变化将会产生深远的地缘政治后果，“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要应对这些国际秩序中的的变化，国际合作与以往相比显得更为必要”。

　　谈及中国，安南认为，得益于国内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已经重新确立了其在全球事务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可以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获得很多，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参与重新塑造适应新情况的国际新秩序。

　　安南说，中国为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贡献巨大，“这主要是通过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和减贫以及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实现的。”安南表示，他注意到了中国倡导建议的一些新的金融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银行等。他说，这些机构的出现让他感到“不意外”，这些新机构的出现，无疑可以满足一些在相关方面的需求，可以作为现有的全球性组织的补充。另外，中国开放“亚投行”，让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也加入进来，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现象。他说：“多年来我一直倡导改革，既包括联合国机构的改革，也包括世界货币基金组、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改革。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这些机构也需要作出改革。”

　　安南特别强调：“亚投行的出现给那些拒绝改革的人上了一课，同时也向世界发出信号——中国已准备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名出生在加纳、来自非洲的联合国秘书长，非洲发展一直是安南先生的重要关切。他把非洲发展与中国联系到一起说：“基础设施和能源不足，是非洲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我敦促现有的和新的国际机构与非洲国家展开合作，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尽管现在有很多人渲染中国在非洲所起的负面作用，但是在我看来，中国在非洲起的作用从总体上看是积极的。”他在演讲中还提到：“在中国倡导建立的一些新的金融机构中，我看到了附加价值——非洲也可以从中受益。”

　　在安南看来，要建立“更加和谐的社会秩序”，根基有三：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和兼容性的发展、人权与法治。而年轻人将是推动未来世界发展的主要力量。安南对台下的中国青年学子说：“即便年轻，你们依然有许多事情可以做。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你们马上要去拯救地球，或者去解决一些宏大的议题。”他举例说，他知道许多中国年轻人正在贫困地区教孩子们英文等课程，类似这样的小成就累计起来，就会变成很大的贡献。“你们不会因为太过年轻而无法成为领导者——我一直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