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油画

    60年前，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的340名代表济济一堂，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万隆会议因著名的“万隆十原则”载入史册，标志着二战后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领衔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大放异彩，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掀开崭新一页。

    60年过去了，当年外交场上的中外交锋，在今天看来仍扣人心弦。小编带大家感受一下当年动人心魄的3个瞬间。 一、亚非话团结，有人不得劲

    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战后，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获得独立，并渴望在国际社会形成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共同声音。

    1954年12月29日，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发表联合公报，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25个亚非国家共同参加定于次年四月举行的亚非会议。而部分与美国“走得近的”国家，如日本、泰国、菲律宾等，对会议态度暧昧，特别是日本外相重光葵曾表示，“日本在参加会议的问题上，需要取得美国的谅解。”

    此时的美国也紧盯着受邀的亚非国家，同时积极采取外交等行动，竭力阻止会议如期举行。特别是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逊对会议邀请新中国参加极为不满。1955年2月23日，美国策划举行了曼谷会议，妄图以此抵制亚非会议。可是，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曼谷会议威胁亚洲和平，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亚非会议。在这种背景下，除中非联邦总理致信印尼总理称该国由于“环境”的缘故不能与会外，其余受邀的24国均表示参加。

    会期临近，美国似乎已经无力阻挠，有美国媒体称“既然美国不能够阻止这个会议的召开，它就要它的近东和东南亚的某些‘朋友’把会议的进展导向适合美国的途径。”不言而喻，或许这就是万隆会议期间多次外交危机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从另一个侧面看，恰是这些“不和谐的”声音，为新中国外交的闪亮登场提供了契机。众生嘈杂甚至异声大噪时，周恩来等中国代表镇定自若，动情晓理，成就了一段段佳话。 二、代表团遇难，隐藏大阴谋

    会期越来越近，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和中外记者定于4月11日从香港启德机场搭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印尼雅加达转赴万隆。当日12时15分飞机按时起飞，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的海面时，突然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造成11人遇难的惨剧。

    据当时媒体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在距离雅加达还有一个半小时行程时，还向地面报告称一切正常。十分钟后，该机连续发出三次紧急求救信号，之后杳无音讯。根据事后调查得知，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获悉航班情报后，通过在港特务用60万港币买通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员周梓铭（化名周驹），在该飞机的右翼轮舱处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

    种种迹象表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主要针对的是周恩来总理，但因临时改变行程，周总理最终取道缅甸仰光赴会。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台湾国民党当局阴谋暗杀和背后美国势力妄图破坏万隆会议的做法。实际上，不仅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台湾当局和美国势力还策划利用武装匪徒攻击会场等阴谋，破坏新中国代表出席会议以及会议顺利举行。

    尽管困难重重，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于16日下午顺利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粉碎了敌对势力的阴谋，在世界舆论面前赢得了赞誉，赢得了亚非会议的第一场胜利。 三、会场噪音起，总理从容对

    会议开始后，虽然主流声音呼吁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但仍有一些杂音，干扰了会议正常进行。当时印尼一家本土报纸指出，“他们（美国人）视图影响中小国家的代表们，要他们相信他们的敌人不是殖民主义而是共产主义。”

    会议第一天下午，有国家大肆污蔑共产主义为“新的殖民主义”。这时，会场走廊上的一些美国“记者”庆幸会议里的矛盾终于暴露出来了，甚至有人恭维该国代表“掌握了主动权”。第二天，也有国家代表讨论政治思想和歪曲历史事实。之后，一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到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双重国籍等问题，暗示这些问题对其构成了威胁。

    一时间会场气氛凝重，原本是讨论地区发展和世界和平的会议，怎的变成了一场对华“声讨会”？与会各方的目光纷纷聚焦中国首席代表周恩来。按照原定计划，代表团为周总理准备了一份正式发言稿，但他决定现场拟定一份补充发言稿，只将原稿作为材料分发。在发言中，周总理用了两句话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将会场上出现的不同声音归入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自由和所谓颠覆活动三个类别，有理有利有节地阐释中国的看法，打消其他国家的顾虑。

    周总理对会场情况的处理，是十分英明而且奏效的。虽然会场上只有六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部分国家的立场还受美国势力的干扰，但他的发言像一针“稳定剂”，成功化解了会场危机，保证了万隆会议的顺利举行，更在多边领域铺垫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会议期间，中国与印尼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确立了与邻国处理双重国籍问题的基本原则。同时，与日本实现了战后首次官方接触，为后来中日关系正常化铺垫了道路。

    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期间表现出的高超外交技巧和强大人格魅力也广受赞誉。会议期间，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在4月2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鼓吹台湾应当脱离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国”，这明显违背了亚非会议的目的。针对这一突发情况，周总理在当天会议结束后与科特拉瓦拉单独做工作，很晚才从会议室并肩走出。果然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科特拉瓦拉一改前日语调，委婉表示他昨天的发言无意把会议引向分裂。

    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在同中国代表团的交往中，逐渐改变了看法。30年后，已经85岁的罗慕洛对《人民日报》记者道出了他对中国主张的由衷敬意。他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周恩来没有在会上与他争论，但在会外却与他广泛地交换了意见。罗慕洛感慨地说：“举行万隆会议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却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万隆会议的顺利举行，不仅成就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段传奇，更让世界认识了新中国外交的强大魅力和中国主张的世界意义。虽然上述三个历史瞬间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粟，但它对后世仍然产生着深远影响。 （摘自微信公众号学习大国 作者：西门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