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投资的下滑让经济下行压力陡增，如何让新型增长动力尽快释放活力“接棒”经济增长成为当前转型衔接期的关键。4月20日起，央行再次采取“普降+定降”的方式，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多名专家学者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本届政府近期的几次降准并非“放水刺激”，而是针对当前经济发展的症结作出的定向调控之举。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对本报表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普遍降准有利于保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和继续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除“普降”之外，央行还宣布对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额外再降1个百分点，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两个百分点。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这意味着更有针对性地面向小微企业、三农、重大水利工程的定向支持，以改善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薄弱环节。
专家们表示，总体来看，货币的中性政策并没有变。根据实际问题进行更为灵活的定向调控，更有利于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
普降有利降低融资成本
作为新一届政府的创新型调控举措，我国在保持宏观基本政策不变的同时，实行了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相结合的调控政策。区间调控使得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而定向调控则体现精准发力的更高要求。
近年来，定向调控作为区间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区间内出现的不同情景，匹配不同的对策措施，精准发力、定向施策，更多依靠市场力量，更多运用改革办法，进行“喷灌”、“滴灌”，不搞“大水漫灌”，对市场的稳定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专家们看来，通过针对不同调控领域，制定清晰明确的调控政策，使预调微调和必要的“先手棋”更加有的放矢，更具针对性，体现了对宏观调控深处着力和精准发力的更高要求。
在投资、出口乏力，消费趋稳的背景下，如何激发市场活力成为关键。商事制度改革后，创业创新浪潮席卷中国，然而，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旧严峻。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对本报表示，降准对实体经济融资的作用至少有两个。一是确保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能力保持稳定。一季度，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3.6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6253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78.3%，比去年同期高24.1个百分点。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有助于促进存款类金融机构具备足够的可贷资金以保持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二是确保实际融资成本稳中有降。2015年3月末，企业融资成本为6.83%，比上年末下降12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下降50个基点。但考虑到生产者价格指数自一季度下降幅度较大，为-4.6%，意味着扣除价格因素，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仍然较高，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将增加商业银行长期低成本资金，促进社会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
李克强曾在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去年新登记市场主体超过60%保持经营活跃状态这一数字不容易，还要想方设法提高它们的“活跃度”。“现在它们已经出生了，下一步要让它们活下来、活得好。”
17日，李克强到国开行和工商银行考察时指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调控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李克强说，要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鼓励开发性银行服务国家战略，实现设立民营银行常态化。金融机构要以改革的方式，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强对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服务。
多名分析师向本报记者表示，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始终是经济增长的阻碍之一，降准有利于商业银行降低信贷成本，从而为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创造有利条件。高存准率之下，银行资金成本居高难下，导致银行新增负债成本超过工业企业利润率，无法把贷款利率降到企业能承受的水平上，降准方能让降息落到实处。
定降利好小微三农
除了准备金率普降1个百分点之外，人民银行还宣布了额外定向降准的决定。根据官方信息，此次对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并统一下调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至农信社水平；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可执行较同类机构法定水平低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
陆磊表示，定降意味着更有针对性地面向小微企业、三农、重大水利工程的定向支持，以改善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薄弱环节。
去年以来，央行曾先后多次实施“定向降准”，鼓励金融机构提高配置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等需要支持领域的贷款比例。
去年4月，央行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两个百分点。6月，再次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下调存准率0.5个百分点。
有机构分析师对本报称，定向降准加大结构性支持力度，本次在普遍降准的同时，对部分金融机构额外定向调低存款准备金率，这体现了结构性支持、定向调整的意图，以增强对薄弱经济环节的金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