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自贸区共用一张负面清单

    与四个方案同时公布的，还有《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

    “这个负面清单统一适用于4个自贸试验区。”王受文表示，和上海的前两个负面清单相比，这个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小了限制的范围，可以说提升了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

    “上海自贸试验区第一张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有190项，后来又减少到139项；现在刚刚发布的负面清单只有122项。”王受文进一步解释，“和2015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相比，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取消或放宽了18个领域的限制，应该说力度是很大的。”

    共用同一张负面清单，意味着开放的程度是相近的，但新设的三个自贸试验区侧重点与上海并不一样。

    在王受文看来，广东自贸试验区立足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天津自贸试验区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福建自贸试验区立足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上海自贸试验区继续在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以及法治环境规范等方面担当“领头羊”。

    来自三个新设自贸试验区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了自身的定位。

    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认为，广东自贸区将在CEPA框架下，进一步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的准入限制，重点在金融、商贸、科技等服务领域取得突破。同时，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天津市副市长阎庆民认为，天津自贸试验区既是天津自身的，同时也是京津冀的自贸试验区，这就体现了如何服务好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国家重大战略。

    福建省副省长郑栅洁强调，福建自贸试验区力求充分发挥福建对台优势，推动闽台之间投资贸易自由化和资金人员往来便利化进程。

    自贸区会再扩围吗？

    以开放倒逼改革，历史上中国的四个经济特区有着成功的经验。如今，四个自贸区的起点已不可同日而语，它们有着更深层次的追求。当年的经济特区，目的是引进外资和技术，重在开放。而如今的自贸区，重在自我转型和升级，意在改革。

    “经济特区当初的国内外环境，和今天自贸试验区的国内外环境是不一样的。”王受文说，改革开放初期，为鼓励企业到经济特区去投资，经济特区实施了优惠政策措施；今天我们搞的自贸试验区，不再是一个政策“洼地”，“在自贸试验区没有一项关于税收优惠的政策，前海、横琴等片区的税收政策是原来就有的，不是因为自贸试验区而赋予的，这是一个显著的不同。”

    此外，自贸试验区现在除了强调开放、制度创新之外，事中事后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至关重要。对此，王受文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第一阶段新设外资企业已经达到3000多家，现在扩大到四个自贸试验区，风险防范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上海自贸试验区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有非常好的示范作用，随着自贸试验区扩大到其他三个省市，现在很多地方也表现出非常高的积极性，希望也建立自贸试验区。对此，王受文称，“我们的核心任务是要把被证明可以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向全国推广，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并不在于建立更多的自贸试验区”。

    （光明日报北京4月20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陈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