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明葵 国防大学督导组专家、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学术委员

今年1月，似乎还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打算加入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上个月英国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后，促使其他欧洲和西方盟友争先恐后地提交加入申请。 4月15日，美国的多数盟友都已申请加入该行， 经原有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瑞典、以色列、南非、阿塞拜疆、冰岛、葡萄牙、波兰正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已全部确定为57个，这让美国颇感孤立和举步维艰，就连美国高官也将此事形容为北京方面一个令人惊叹的外交胜利。

中国这个全球购买力最大的经济体，正从过去那种由信贷助推、投资拉动增长模式转向更可持续的未来。突显出地缘政治实力重心正在以经济方式向东方转移。

中国无意打造新的国际秩序

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中方愿意与各国一道，维护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应该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 中国在发起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后，中国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承诺保持不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会同日本和美国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并行推动亚洲发展”。

虽然，我们看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构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打造的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有诸多的不合理，但我们认为：“不存在打破现有秩序的问题，我们与世界银行等机构合作，学习了很多先进理念；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企业懂得如何更好地按照国际规则参与竞争。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中国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不希望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

尽管美国主导的亚太贸易倡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刻意将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商品贸易国排除在外，中国也报以热情支持的态度。中国愿意看到新的协议能给世界公平竞争与和平发展带来有益的约束和经验。

国际秩序需要体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中国要维护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并且愿意做其中的建设者。中国也愿意与各国一道，共同推动这个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

现在世界上很多金融组织都在采取所谓量化宽松经济政策，就是印票子，票子印多了“鱼龙混杂，什么都能够在汪洋大海中生存下来，很难预测量宽政策退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不少国家还没有实施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问题。他们争取的是把危机推给世界，而不提高自身实体经济，靠虚拟经济来添疮补疤，很难预想会给世界经济恢复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随着日本和欧洲双双推出非常规货币政策，让本货币贬值。许多国际投资者都想知道，中国在经济增长放缓超出预期的情况下，能否忍住让人民币不贬值，这对中国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不愿意看见货币竞相贬值的状态出现，那会出现货币大战。逼着人民币贬值，这对世界金融体系不是个好结果。” 靠贬值来刺激出口，只能使国际经济秩序更加混乱。

中国建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为推动世界经济公平竞争和平发展，用经济杠杆推动加快国际秩序的改革，而不是用来取代或挑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国要的仅仅是与自己地位相称的国际舞台上发言权，同时确保国内经济不会脱离正轨。

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是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机构，不是像美国当年那样去创造一个垄断的国际金融体系。现在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没有像美国那样明确规定美元是该行的货币，其余货币都与美元挂钩。中国不想用人民币作为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的基础货币，去代替现有的亚洲开发银行或世界银行。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无论是在资金量，还是在贷款附加条件上，都可能与世行和亚行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投行”弥补了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投资上的未及之地，与世行和亚行展开了竞争，而这可能将促进世行和亚行的改革。

成立“亚投行”是历史趋势

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代表的是一种历史趋势，从2014年在北京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的仪式上就略见一斑。亚洲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反映出亚洲发展的趋势和需求。

从上世纪末起，国际舆论就意识到亚洲在世界版图中的重要性在大幅上升，人们不断地在谈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的地区，其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但是，亚洲有一个弱点，虽然各家发展很快，又都是储蓄大国，但亚洲国家因为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不得不把大量储蓄用来购买美国国债。一方面，亚洲发展需要更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以促进未来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亚洲国家却无法把自己的资本用来促进自己的基础设施发展，受西方价值观和世俗文化的影响使信贷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中国提倡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正好弥补了这种缺陷，满足了亚洲国家的需要，所以得到了众多亚洲国家的支持。

“亚投行”应运而生，是有利于扩大全球总体需求、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积极因素。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经济增速可能略有回升，但总体复苏疲弱难有明显改观。美国经济复苏较快，实体经济并没有得到有效拓展，欧元区经济体依旧步履蹒跚，日本经济后期趋势还不明朗，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的势头总体仍在延续。国际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持续显现，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世界经济需要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在各类商业投资中潜力巨大，带动力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构建亚太经济命运共同体，推动亚洲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因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兼顾区域内外。从地理上看，“亚投行”定位是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本地区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则能够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复苏，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亚投行”通过开展多边及双边密切合作，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伙伴关系，共同解决发展领域面临的挑战，它的成立与发展对于域外国家而言，同样是一个促进发展的积极因素。

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都是金融大国，在世界金融史上都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历史。这些欧洲国家不愿意错过亚洲经济发展的快车，愿意参与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它们不仅能获得投资利润上的收益，还会为欧洲企业获得更多的亚洲市场，推动双赢。欧洲国家参与“亚投行”建设，无疑给“亚投行”带来了更好的声誉，既带来了资本也带来了治理和监督的经验，从而更有效的提升能管理水平。

最近几年中国的海外投资经历了快速的增长，然而就投资回报而言，大部分结果都不太理想。失败的原因，除了归结于企业对外投资处于初期阶段、缺乏实际经验外，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接受投资国本身或者该国与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摩擦风险比较高。

中国海外投资的主体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而这些海外投资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家控股的银行或政策性银行。由于中国和西方在政治经济体系、意识形态和发展观念上存在诸多差异，因此长久以来，许多西方政客和主流媒体经常藉此做文章，认为中国的这些对外投资，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带有国家意识或政治目的，因此在合作乃至收购过程中不时受到质疑和批评。

华为收购美国3COM 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出于美国相关部门和人士认为华为有中国军方背景，不能排除收购对美国国家安全或有负面影响的可能。澳大利亚富商帕尔默与中信泰富的合作开发铁矿石遭遇问题时，他便在媒体上将矛盾直指中国政府，指责中国盗取澳大利亚港口和自然资源。

再加上其他一些国家贸易保护和投资保护等势力的抬头，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往往面临和西方企业对外投资不一样的地缘政治风险。如何破局避险，中国需要为合作建立一个重要的风险管理机制，而从历史发展情况来看，多边金融合作是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手段。

金融合作化解地缘政治风险

多边金融机构就是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在分散项目融资风险的同时，可以有效降低和控制地缘政治风险。

世界银行是最大的多边开发机构，主要为政府提供融资，而世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则重点向私人部门提供融资，宗旨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持续性项目的融资支持，并分担私营部门投资的风险。由国际金融公司参与的项目，通常能增强各方，包括外国投资者、当地合作伙伴、其他债权人和政府机构的信心，同时平衡各方的利益。

未来的亚洲国际金融公司的资本金将来自亚洲基础建设银行中的57个成员国，这种多国同盟投资绑定的安排，将对接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产生有效的约束力，大大降低该国的政治风险。

如果被投资方违约，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可以考虑暂停对于该国的某些援助，而“亚投行”各成员国也会对该国的投资风险进行重新评估，收紧对该国的经贸援助及合作。有鉴于此，即使是高风险的发展中国家在接受了“亚投行”的项目投资后，也会谨慎起来。

中国已前的海外投资多数是国企单方面的投资，当合作方出现违约时，不会引起该国政府的充分重视，并采取有效方法及时解决。这样我国的投资就不可避免的会遭致重大损失，并且还缺乏有效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我海外投资进入“亚投行”多方金融体系，企业投资与“亚投行”投资、跨国企业投资相结合，就可以大大降低投资项目的风险。

我国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互联互通基础建设计划，涉及亚洲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大家都面临经济困难和资金短缺的瓶颈。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的建立为亚洲突破发展瓶颈，获取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国际通行标准。亚洲人口多，资源丰富，内需市场很大，基础建设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战略将广袤的亚欧大陆连接起来，那么各国的贸易量将会大大增加，各国的经济也将从中获得巨额收益。

对于我国来说，采取富邻、安邻、强邻，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既赢得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构建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既输出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走出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帮助了周边遇到困难的国家经济振兴。因此，“亚投行”的创办是个双赢的多边制度安排，是对现有的多边体系的有效补充。中国在国内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成功表明，中国有足够能力为亚洲发展构建一个高效的基础设施平台。亚洲如此多的国家需要基础设施，但缺乏资金，缺乏高效的建设管理能力，中国为周边提供资金，带来了专业的管理团队，这无疑是一场双赢的交易。

对欧洲发达国家而言，加入“亚投行”也有其内在的经贸利益考量。欧洲各国内部正面临经济通缩、债务扩大的危机，需要中国和亚洲各国一体化的市场为其提供增长动力。它们加入“亚投行”也同样能推动亚洲的经济发展。

当今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利益紧密融合，发展相互相依托。只有互利共赢、不断完善、补充现有的国际秩序和运行机制，才能把握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中国下大力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筹建亚洲基础建设资金、成立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就是要给世界是一个机遇，也促进自我完善和经济发展，这不是对现在国际秩序的挑战，而是要同舟共济，齐心协力推动世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