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是最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主动调整、主动减速的结果。例如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来看，“十五”“十一五”提出的预期目标分别为7%与7.5%，但实际值比目标值分别高出2.5个百分点和3.7个百分点，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两个时期始终未能完成结构升级（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3个百分点）等目标。进入“十二五”时期，预期目标调整至7%，2011年年度目标为8%，2012-2014年则降低至7.5%及左右，今年又进一步降低至7%左右。随之，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就从2010年的10.4%下降至2014年的7.4%，下降了3个百分点。因此，经济增长率的转变是我国政府主动适应新的发展阶段，主动加以调整的结果。我们发现，实际值与预期目标值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以至于接近目标值（见表2）。这其实反映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宏观调控的水平在不断提高。

    因此，“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左右，是适宜的，实际情况可能会在7%以上，这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7%以上仍然是世界上高增长类型。

    新常态下将实现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从人口结构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人口红利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人力资源红利（指新增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规模越来越大，全国大专以上人口由2010年的1.19亿人上升至2013年的1.3亿人，超过世界总人口第11位的日本（2014年日本全国总人口为1.27亿人），到2015年预计突破1.5亿人，也会超过世界总人口排第10位的俄罗斯（2014年俄罗斯全国总人口为1.4亿人），净增大专以上人口3000万，如果再加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净增超过3000万人，他们全部进入就业队伍，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

    从增长动力来看，未来将仍然依靠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拉动经济增长。从增长需求来看，消费需求将大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又更多体现了有效投资和长期投资的需求。从增长来源看，要素投入特别是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无论是技术创新、供给创新、市场创新，还是劳动力和人才培养竞争转移流动，都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增长效率来看，经济体制改革都会有效地改进各类要素特别是土地、资源、资本等的配置效率。从增长效益来看，不仅促进了经济效益，而且还促进了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的提高。例如，有效的创造就业本身不仅具有私人收益率，还具有社会收益率，不仅具有经济效益，还具有其他效益。概言之，所谓“中高速增长”就是“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速度，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

    经济结构变迁将发生质的变化

    首先，从生产结构看，我国将从工业主导的产业体系转向服务业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继续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其次，从需求结构看，我国将从投资为主、消费为辅转向消费为主、投资为辅，特别是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率，由于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居世界前列，因此消费将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我国将继续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扩大具有长期性、公共性、互联性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开发性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将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再次，从就业结构看，我国将从农村劳动力为主转向城镇劳动力为主，继续提高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发展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等就业密集型、技能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本质上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版。因此，需要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既要准确把握、认识新常态，又要顺其自然，适应新常态，更要因势利导，引领新常态。

    （胡鞍钢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