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90后年轻人，拿起摄像机和笔，去拍摄和记录家人、家族和家乡的故事。他们试图从看似完备的历史教育中走出来，书写、记录、分享自己身边普通人的历史，以及重新开始建立自己的历史观。

    一项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计划启动后，1个多月就收到几百名同学从全国各地发来的报名视频。这些年轻人想要记录的故事包括：战争、运动、社会、宗教、民族、建筑、爱情……在这些作品里，年轻人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诠释另一种“家国春秋”。

    两年前，陈和丰的爷爷陈诚志去世。在家人眼里，这只是一个“平凡老实”的人。因为老人晚年脑萎缩，陈和丰与爷爷交流并不多。

    直至整理遗物时，他打开一个旧盒子。这个90后大学生意外地发现，里面放着好些张爷爷手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1940年~1945年浙江温州家乡讨饭”，“1953年~1956年参军”，“1970年~1985年上海后方312长汽机班长”……

    这些陌生的历史信息让这个上海大学历史系研一的年轻人惊喜不已，“这就是史料啊！”他所理解的历史学，就像一个拼图游戏，将琐碎的、零散的史料，运用史学方法，拼成一幅完整的、生动的画面。他决定将爷爷的历史从这些史料中挖掘出来，“就好像与过去的爷爷对话”。

    与他做着类似工作的，还有更多的年轻人。他们把镜头对准自己的父辈、祖辈和故乡：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鄂温克族人，到底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走下战场后，如何继续自己的人生？山城重庆的老建筑群又折射了怎样的历史记忆？

    对家人、家族和家乡，这些年轻的记录者此前并没有太细致的了解，而记录本身让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历史。从关注身边的人到关注历史，这些90后的大学生记录、思考，以及重新开始建立自己的历史观。在民间机构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看来，“历史不仅仅是王侯将相的历史，不只停留在精英和政治学层面——更多丰富鲜活的普通人构成了庞大真实的历史”。

    “其实，爷爷的一生并没有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似乎几句话就可以讲完。”陈和丰说，“但是人的一生究竟该如何度过，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或许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标准答案。”

     “人们担忧90后不关注严肃的社会问题，我们要为这种偏见说一声对不起”

    2014年的秋天，陈和丰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介绍，参加了“‘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这个号称“中国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广、参与学校最多”的大学生历史记录计划，试图动员更多的年轻人和普通人从身边抢救历史记忆，唤起公众、社会、公共机构对历史的重视。

    “如果中国最年轻、最具活力的一代，90后的大学生们都不去关注历史的话，那么历史将由谁去传承？”渠馨一向记者介绍这一历史影像计划。

    作为新历史合作社“我的历史计划”的执行总监、“家·春秋”计划负责人，不止一个人问渠馨一，什么是“我的历史”。她简单答道：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个人历史。“没有人在意普通人在时代中的挣扎彷徨。”渠馨一说，“其实我们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汇集起来就是一部家国史，能够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

    这样的愿景虽然美好，可是，让90后年轻人把本来可以玩、可以实习、可以社团活动的时间花在和父母、祖辈聊天上，花在了解家乡的历史、祖辈的经历上，他们会愿意吗？他们会对“历史”这样一个看上去既古老又不酷的话题感兴趣吗？渠馨一和几个负责人心里并没有底。

    于是，他们每天从北京的东五环跑到海淀，约见来自各个大学的“小鲜肉”们。有一次路演，在北京五道口的706青年空间，她问一些90后：你们知道爷爷奶奶生日吗？知道你们爷爷奶奶是为什么结婚的？你们的家族经历过什么？

    知道者寥寥无几。每一个问题提出来，一开始举起的手又会放下几个。

    但她没有想到，“‘家·春秋’计划刚启动1个多月，就收到30多所高校、78个队伍、几百名同学从全国各地发来的报名视频。这些年轻人想要记录的故事包括：战争、运动、经济、社会、宗教、民族、建筑、爱情……

    渠馨一对着黑暗中明明灭灭的电脑屏幕，看完了78个滋味绵长的人生故事。最后一个短片落幕时，她“突然觉得熬了通宵的身体充满了奇异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名字叫做希望。”渠馨一不无动情地说。

    早在5年前，渠馨一就开始做口述历史方面的工作，当时她还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她曾为一个片子采访过100多位老人，其中30多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当她听完30个人讲述他们在人大的故事后，她发觉自己对人民大学的历史非常了解，能讲出每一届学生和老师的不少趣事。

    “如果不仅仅是30人，如果我的采访对象生活在同一年代，那么我或许能还原出一个时代的背景。”她想。

    中国的历史教育可谓完备，从小学到大学，从古代史到现代史，从党史到革命史，“但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唐建光认为，还有一部分历史需要口耳相传，“让大学生来书写、记录、分享自己身边的历史，或许是最佳的方式”。

    “我们的社会似乎总是对年轻一代充满不信任。”渠馨一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几年前，很多人担忧80后没有担当，汶川地震的时候，这些“没有担当”的年轻人，默默地捐钱、当志愿者。现在，人们又担忧90后不关注严肃的社会问题，“可是我觉得我们要为这种偏见说一声对不起”。

    “我希望去影响更多人，尤其是更多年轻人，去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

    陈和丰的历史记录计划正式拉开帷幕，意味着他得一本正经地拿着摄像机对着家人、亲戚拍摄。一开始家里人都觉得不理解：“我们是普通百姓，家里的故事再普通不过了，有什么好拍的？人家会看吗？”

    面对奶奶的疑惑，陈和丰调皮又带着半分认真的态度回答：“我不在乎别人的态度，这个片子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以后我有了孩子，我就可以一边放这个片子，一边跟他讲我们家族的故事。”

    虽然嘴上说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但他仍然非常想把它做成一部“能够让大众接受的，看得进去的”片子。“我希望去影响更多人，尤其是更多年轻人，去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陈和丰说。

    爷爷陈诚志的一生是陈和丰想去讲述的故事，但做纪录片，需要寻找一个核心的故事点。对于这样一个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的家族来说，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一段16年的、刻有时代印记的历史——那是他的爷爷和奶奶由于参与小三线建设，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分居生活的16年。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白晓璇团队，也将镜头聚焦在“三线建设”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很陌生的词语。和白晓璇同一团队的一个女生来自河北涉县，那里有一座叫做“天津铁厂”的厂子，厂里职工有自己的厂区、生活区、医院、学校，人在河北，却持着天津户口，说着天津话。

    当下，东西部、内地沿海平衡发展问题受到关注，“三线”这段被人忘却的历史也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2014年3月，全国三线建设研究会成立，我国的很多三线地区也成立了三线博物馆。

    刚过去的寒假，白晓璇和同学一同前往湖北襄阳，去挖掘和记录一个与代号为6618的三线厂密切相关的三线家庭的故事。

    在这里，一个家庭，三代人，一个工厂，家国五十年。望着老厂子弟学校围墙外残破的红砖房，白晓璇在想：“有多少学生会问起它的历史，又有多少人可以清晰地讲述关于它的历史呢？难道这段历史就应该这样被淹没吗？”

    事实上，在80后、90后的历史课本里只有一句话：建国初期三线工程为我国的军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白晓璇记得，她曾问一个师兄是哪里人，对方回答不知道。再问，师兄才说，“我是三线人。”

    后来专门查资料，她才知道原来三线影响了上千万个家庭，影响了三代人。不一样的故事，让互不相识的陈和丰与白晓璇发出了类似的感慨：这两家的故事只是千千万万个三线家庭的缩影，但是他们这种无私、奉献、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却值得我们铭记。

    白晓璇团队制作的片子名字叫做《三线记忆——家国五十年》。而陈和丰所记录的故事，题目只有简单3个字——《凡人歌》。

    调查自己祖辈的历史，让年轻人隐隐感觉到，这是在解答关于自己的疑问——我从哪里来？

    在《凡人歌》摄制过程中，陈和丰动员起一个“强大的团队”。他的奶奶、父亲、大伯以及众多亲戚朋友，都参与了进来。

    他的父亲带着摄制团队前往位于安徽泾县乌溪乡荆竹坑的原312电厂所在地，那里是他爷爷奶奶离开上海、离开两个孩子后工作了16年的地方。那也是陈和丰的父亲度过了短暂的童年时光，“魂牵梦绕的地方”。

    “这次他真实地‘走进去’了。”陈和丰说，“那一刻父亲真是一下子变回了一个‘孩子’。”年过半百的父亲很是兴奋，当他走到山间一条小溪边，脸色变得有些凝重： “我小时候搬着小板凳跟着你爷爷，一起到那个水泵房值过班……丰，你捡两块溪边的小石头，我们带回去，下次扫墓的时候带给爷爷看看。”

    有人这么形容三线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而三线人，也只是多半个世纪以来家国春秋的一个侧影。从这些90后记录的故事里，我们还能看到抗战、“文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背景下黑色的、白色的、或者彩色的故事。

    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的发起人李远江，曾做过一个假设：如果把时间倒置60年，这个活动还有没有人参加，他表示很怀疑。“因为那个时候，民间记忆不是问题啊！”他说，“每一个人都是记录在案的，他的名字、家庭、大致经历都是记录在他们家族谱里面的。”

    后来，民间记忆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在李远江看来，这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断的批判、反思有关系。从“破四旧”开始，我们的宗法传统就被看作该埋葬的东西，谁家藏了族谱，都应该消灭。

    在“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的第一站，李远江被请来“现身说法”。14年前，李远江还是中学历史老师，刚刚开始使用新课程的教材，他就带着学生，去调查他们自己周边的历史。学生们做这件事情的认真程度，出乎李的意料。

    这件事让他开始反思：当我给他们讲历史课本的时候，无论我多么努力地讲，学生依然不听，但当他们自己去调查身边的历史时，却如此专注。

    “是不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出了问题？书本中讲的都是高高在上的、遥远的精英人物的历史，这些历史跟孩子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讲道，“但是在调查自己祖辈的历史，自己生活街区的历史的时候，孩子们隐隐能感觉到，是在解答关于自己的疑问，这个疑问是人生三大问中的第一问——我从哪里来？”

    渠馨一希望年轻人从历史的细节中寻找自己的来历。“做口述历史，就是在了解整个大历史背景之后，往细小里去走。”她说，当记录者去采访很多人，共同回忆这段历史，不用去想它的对与错，只要记录下来，它的共性就是那个时代的底色。

    有意思的是，同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往往会激发不同时代人的不同情感。“家·春秋”计划的负责人唐建光是一个70后，之前做的历史记录会让他觉得沉重，因为“记忆被唤醒了”。而80后的渠馨一则表示，首先会是理解，理解在那个时代下一个人只能那样活着。

    而那些让唐建光感觉沉重的历史，比如“反胡风”、“反右风”，在新历史合作社里的90后们看来，少了一份沉重，多了一份触动。“越是年轻人越习惯往前看”， “家·春秋”项目成员、90后的金建解释说，“那段历史呈现出来后，应该会让90后们更理性，我们会想，现在能做什么。”

    西北大学李小东团队拍摄的纪录片名为《家铁路春秋》。他爷爷是铁路工人，别人会觉得很苦，但李小东却说他爷爷觉得那会儿很青春，过得很好，每天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啊，干嘛一提到历史就苦大仇深？”渠馨一鼓励道。

      “他们开始反思，这就是改变和成长”

    1968年，国家号召工人开赴四川投身“大三线”工程建设，但由于陈和丰奶奶的哥哥曾读过私塾，被判定为“家庭成分不合格”，他爷爷被免去前往四川的资格。而后，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小三线”建设也随之兴起。

    “谁都不想去小三线，谁都不愿意离开上海，到山沟沟里去。”陈和丰的大伯对着镜头说，“所以领导没办法，只能‘吃吃’（上海方言，意为欺负）老实人。”那时候，陈和丰的爷爷作为党员，“甚至把领导对他的安排当作一种信任和荣誉”。当时领导对他承诺，等那边学校建好了，就可以把孩子接过去。

    可没想到，这一等竟是16年。

    从那以后，大伯就又当爹又当妈又当哥哥，两兄弟每天重复着简单的生活，但最怕的就是节日。一年中秋节晚上，隔壁邻居家不断传来喝酒喧闹的声音，他们兄弟俩不到8点便关灯躺下睡觉。半夜大伯被弟弟的抽泣声惊醒。“我想妈妈了。”大伯心头一酸，两人抱头痛哭。

    “当时的日子就是这样，每天循环往复，现在想想觉得挺可怕。” 陈和丰的大伯回忆说。

    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个同学给渠馨一发过一条很长的微信，他说：“老师，即使得不到资助，我也会把这个作品做完，让更多的人知道三线人。”

    渐渐地，“家·春秋”计划有了更多的参与者。北师大的老师和同学们，人民大学黑夜里发海报的小女生，无私分享口述史经验的高校老师和学者，带着纪录片和小伙伴两次为大学生培训的导演……

    计划进入行动后，这些90后大学生开始了自己的拍摄，而在拍摄过程中，年轻人们发现了自身的很多问题：没有很详细地了解中国上世纪的历史，有很多历史事件具体的年份时间都是模糊的；心思大多用在了如何做好一个纪录片，而忽略了如何去记录历史……他们从老人们嘴里听到了不一样的历史，发现原来历史很多元。

    “于是他们开始反思，这就是改变和成长。”渠馨一表示。

    从2014年12月到2015年2月， 渠馨一自己走访和跟拍了第一季“家·春秋”的很多参赛队伍。在跟拍、走访的过程中，她亲身感受到年轻人的无奈和无力感。

    山东姑娘小川打算拍去世多年的外公的档案，却找不到采访对象。了解情况的老人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还健在的老人要么听不清，要么记忆力衰退，甚至有抗拒镜头的老人把她赶出来。

    2月的最后一天，渠馨一收到这样一封信：“我用奖学金买了一部相机，但因为没有团队不合要求，最后没能报名参加。但是‘家·春秋’给我一个启发，是在能记录的时候尽量去记录，能挽留的时候竭力去挽留。寒假拍了奶奶。我决定继续这件事，用三五年或是更长的时间，继续去跟更多的长辈了解过去的事，把老去的故事留住。”

    项目组对参与者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只是“希望从身边的人记起”。“连你身边的人都不爱，你怎么去爱故乡爱祖国？”渠馨一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通过了解身边最爱的人，了解时代的变迁。”

    唐建光表示，不想刻意引导年轻人去做什么，不必非要和国家大背景相结合，“我们没有这个预设存在”。 

      这些90后懂历史、知去向的孩子，就是我们看到的种子

    陈和丰在爷爷病逝前，曾和父亲去看望老人，父亲问：“老陈，最近感觉怎么样？”爷爷轻描淡写地回答道：“三点水一个昆。” 从此，陈和丰的父亲就一直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但是，为了不像父辈那样被人差来差去，陈和丰的父亲和大伯都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说，爷爷的经历对于他们两兄弟是一种刺激。”陈和丰觉得，爷爷那种坦然面对任何事情的心态，影响了儿子们日后的生活观念。

    老人的整个一生作为一条暗线，贯穿在《凡人歌》这部讲述小三线建设下，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故事的片子中。“实际上，我想记录的就是我们这个平凡的家庭所默默传承的家族精神。”陈和丰说。

    很多被推送的作品，年轻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诠释“家·春秋”。命运跌宕的年代可能无法亲身经历，但是人们可以从他们的讲述中感知每一个人背后所经历的历史。“可能微不足道，但说出来，就留下一个机会”，渠馨一说，“让后来的人知道，他们曾经经历什么才走到今天。”

    事实上，作为发起人，唐建光并不希望做“太厚重”的历史。他眼中真正的历史，就在普通人中间。

    “我希望做一个小而美的事情，去做一个真实的事情，推动大家每个人都去关注。”唐建光说。据他了解，如今在新加坡、英国、美国，都是政府推动在做口述史，并且用于各个领域，如劳工史、法律史。

    在中国，作口述史的主体主要是民间组织，这让唐建光觉得“蛮了不起”。国内最早做口述史的民间机构之一，是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起的永源公益基金会，做了有12年。该基金会也是“家·春秋”影像历史记录计划的发起方之一。

    2013年，唐建光的新历史合作社还曾以微纪录片的形式，拍摄100个“中国词儿”。这一项目与“家·春秋”抱有类似的主旨：记录风云巨变的历史，见证悲欣交集的变迁，保存一个个具体人的生活和命运记忆。

    他们希望，“人人皆可记录”能够成为历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用细节构建更丰盈的历史，让公众更好地感知时代、理解时代。而“家·春秋”，正是将主动权交给那些“不适应那种宏大的、虚假的、不关心个人话语方式”的年轻人。

    4年前，唐建光还是《看历史》杂志主编，并与李远江一起做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如今参赛的大学生和当初的中学生，在唐建光眼里属于一代人，但是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历史教科书差不多是中学生接触历史的唯一来源，家族史所涉及的内容往往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反差。而大学生历史接触多元一些，相对更理性。

    几乎和“家·春秋”影像历史计划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也组织了在校大学生的历史写作大赛。

    对于“家·春秋”，唐建光和渠馨一只想“踏实地影响更多的人”。他们希望，等到第二届，不只是大学生，还可以有更多的青年人参与进来。

    正如唐建光所说，当我们的年轻人都懂历史、知去向时，继往开来才有了更坚实的基础。“这些90后的孩子，就是我们看到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