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临近3月31日截止日期，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世界上领头干一件大事。相对亚投行“静悄悄”的酝酿、启动，到今天掀起如此大的影响力，形势的发展大大出乎全世界意料。为何美国不顾斯文和风度要对它进行百般阻拦？为何英法德韩等又不顾盟友美国警告执意加入？它将给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带来怎样的改变？当世界对亚投行津津乐道之时，一些大的问题也渴望权威解答。为此，《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数名在当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有丰富从业经历的专家学者。

    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曾表示：“若布雷顿森林体系未来不再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基础设施融资，那么我们将只能另辟蹊径。”现有的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已存在几十年，国际上几乎没有人否认它们需要改革，但由于各种原因，改革步伐相当迟缓。与此同时，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资金的需求旺盛。亚投行的成立正是要解决这种需求，也因此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对于亚投行与现有几大金融机构的关系，中国领导人已明确表示，要推动它们互补共进、协调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也表达了合作意愿。专家认为，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一支新力量，亚投行的出现可对现存国际金融机构起到“鲶鱼效应”，有利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

    债务国讨论和指导债权国如何花钱是个怪现象

    环球时报：最后阶段，很多国家包括一些美国盟友不顾美国警告和反对纷纷申请加入亚投行，这说明了什么？

    包墨凯(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是因为它认识到加入的好处。这个银行主要投资基础设施听起来就不错，英国想参与进来做些有益的事情。整体而言，英国与亚洲有着强大的贸易联系，英国也能借此机会展示其致力于与亚洲国家合作的态度。如果有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那么英国公司将赢得更多的机会。事实上，仅仅参与进来，就能获得更多市场机会。但英国的加入并不意味着不去参与或支持其他国际机构。它们是互补的，并不冲突。

    史蒂文·达纳韦(美国资深经济学家、前IMF亚太局副局长)：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是巨大的，在可承受的条件下能获得资金的来源则是有限的。一个如亚投行这样能够提供大量额外资源的新机构的成立，无疑将受到欢迎。亚投行得到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支持，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邢予青(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前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能力建设与培训部部长)：最近英、法、德、意等相继宣布加入亚投行，将亚投行的筹建推向高潮，该行逐渐演变为一个在中国领导下、由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的诞生毫无疑问将打破二战后在美国领导下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

    鲍泰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教授、前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亚投行的建立是对现有世界金融体系的必要补充。亚投行帮助亚洲国家应对能源、电力、交通、电讯和其他基础设施行业的需求。据我所知，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的高级官员都有在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工作的经验，从专业水准和经验储备上来说是不应该被质疑的。因此奥巴马政府对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围堵政策，甚至是美国对亚洲的整个经济政策都是短视的。

    环球时报：现有主要多边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邢予青：1980年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促使世界经济版图重心朝东亚移动。10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加未来10年7%的年增长率，奠定了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在现存全球治理构架中，中国并没有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和领导地位。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达日本的两倍，其在亚开行的投票权大约为日本的1/3。即使美国国会批准IMF投票权改革，中国的投票权也才及美国的1/3。因此，债务国讨论和指导债权国应该如何花钱如何平衡经济增长，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后频频出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治理讨论中的奇怪现象。

    包墨凯：世界银行和IMF的一些结构和标准都有着设立时期的时代印记。但世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加，而欧盟更像一个共同体在运作。因此，这些机构都需要不断改变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但想要改变国际机构并不容易。和其他任何组织类似，这两个机构需要不断地审视自己的结构、治理和运作。

    IMF等改革迟滞令人遗憾

    环球时报：IMF、亚开行等机构已存在数十年，对它们进行改革的呼声不断，为什么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邢予青：对现行框架进行改革并非易事，这涉及投票权重新划分的领导权之争。例如，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能力大约为130亿美元，与亚洲每年7500亿美元规模的需求相比是杯水车薪。成员增资可以提高亚开行的贷款能力，然而，亚开行最大的股东美国不愿意拿出更多的钱支持亚洲，美国国会也无法理解为何要出钱去支援拥有美国国债最多地区的基础建设；背负超过240%公共债务的日本政府也没有财力支持增资。成员国不成比例地增资一旦实现，就意味着对现有股东权利的稀释，这是美国和日本不愿意看到的。

    几年前一名美国亚开行执行董事离任后，发表文章暗示亚开行的领导权应随着亚洲主要国家经济力量的相对变化而转移，这曾让日本担心丢掉亚开行的领导权。现任美国籍亚开行执行董事、奥巴马总统的好友罗伯特·奥尔，上任前就表示美国对日本在亚开行的领导地位充满信心，给日本吃了颗定心丸。

    史蒂文·达纳韦：IMF的改革迟滞令人遗憾。IMF的改革是将成员国的投票权与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比重挂钩，改革所遇到的根本问题就是那些可能因此在IMF失去影响力的国家的抵制，尤其是来自欧洲国家的阻力。就IMF内应体现更为公平的代表权，尽管欧洲人已经同意迈向此改革目标的第一步，并且美国政府也强烈支持IMF的改革，美国国会却拒绝为这一方案提供必要的审批——这阻止了改革的实施。亚投行的成立不大可能对当前IMF改革的僵局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太可能对IMF将来的议程产生重大影响。

    环球时报：从全球金融大格局来看，中国倡导的亚投行的出现是不是在刺激和推动这一体系的变革和进步？

    史蒂文·达纳韦：我并不确定亚投行可能会给世界银行或亚开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这3个机构能相互合作，亚洲地区将因可供支持发展的资金增多而受益。如果不能，亚开行的角色可能会变小，世界银行也可能会选择将其资源重新分配到其他地区——在这两种情况下，亚洲国家可能会发现它们可以寻求发展的资源不比从前。

    包墨凯：在很多领域都会发生的一件事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情况下设立的机构或者银行，必须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当然，很多新组织会涌现，因为发展中国家可能觉得现有组织并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一些现有组织自身也会进行改变来适应新形势，这些都是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

    我认为，亚投行很有可能对现有金融机构带来“鲶鱼效应”。如今亚投行已经在全世界得到很大曝光度。英国加入一家由中国主导的亚洲银行这一事实本身就意义非凡，之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争相表态，意味着亚投行已赢得很多附加宣传效果。我觉得这一势头很好，我们将看到相关事务会以相当快的节奏发展。至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是否会随之提高，还需要观察。

    亚投行将在世界经济增长中起积极作用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未来亚投行的运转？它与现有国际机构的关系会怎样？

    邢予青：亚投行的业务范围决定了它与日本领导的亚开行的潜在竞争性。这种竞争也许会演变为地区经济一体化方向之争。亚开行区域经济整合办公室曾经作为秘书处，参与了东盟与中日韩(“10+3”)宏观经济办公室的建设。亚洲债券市场一体化，目前也基本上是由亚开行在推动。亚投行的出现，则为亚洲讨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另一个可选择的平台。

   包墨凯：对于一个还没有做任何事情的崭新银行而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运用专业知识开始运转起来。亚投行需要规定正确的做事方法，寻找合适的项目和融资。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时间。鉴于亚投行得到了来自中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我相信他们会合理运用必要的专业知识并进行咨询，与已有银行进行合作。

    史蒂文·达纳韦：亚投行能对世界银行及亚开行的运营产生哪些影响，尤其是这些机构可能会停止在资金上的竞争，此类问题被提出不足为怪。关于亚投行会采用哪些贷款操作方式等重要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在减少外界对亚投行的顾虑及建立对亚投行的支持等事宜上，持续扮演重要角色。

    鲍泰利：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做到净资本出口的国家，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提供金融帮助。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美国和欧盟的增长总额。美国应该鼓励世界银行和其他现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与亚投行紧密合作，亚投行将在世界经济增长中起积极作用，并从中国不断增长的希望发挥建设性全球领导力的意愿中得到益处。(记者 李博雅 翟翔 田泓 孙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