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层面

    选择怎样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应适当地区分对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相融合的过程及其结果的研究，以及对这种融合的研究本身所做的元研究。前者是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结合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后者则是以这种研究本身为对象的再研究，带有反思的性质。这种划分的意义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克服研究中隐含的主观性干扰。当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的实际过程时，有可能存在着“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的自我缠绕关系。因为研究者本身很可能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参与者（理论的或实践的）：这既赋予研究者以在场性，从而拥有“认识论特权”，以“此在”的姿态加以叙事；同时也潜在着一种危险，即往往有意无意地偏好从同情的角度来描述、解释和评价，难以保持一种学术上的价值中立性，进而妨碍了对问题实质的洞察和考量。因此，反思性的研究就成为矫正这种干扰和偏颇的必要补充。作为一种元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本身加以考察，可以使研究者从身临其境的角色中抽身，以非在场式的冷静和达观看待并审视研究状况，尽可能克服主观随意性，进而逼近客观性理想。这正是相关研究获得科学性的前提和保障。

    判断层面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的判断形式，有事实的和价值的两种。在研究中，需要自觉区分“是”与“应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事实上是怎样的，是历史学和思想史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应该是怎样的，则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它只有在对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联系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才可能解决。前者属于事实判断，后者属于价值判断。混淆了这两者将会导致两种倾向：一是把应然的当作实然的加以确认，就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融合的理想化形态当成可以迅即在实践中直接“兑现”的状态去追求，从而陷入脱离实际的激进；一是把实然的当作应然的加以定位，则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融合的现实状况神圣化，从而妨碍我们对历史经验乃至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和汲取。这两种倾向都将消极地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健全发展。这就需要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仅仅满足于事实判断，做出一种客观刻画和解释显然不够，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中国化后果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例如，“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需要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即兼顾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亦即“是”和“应当”两个层面。唯其如此，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断地趋向全面和完备。

    （何中华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