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层面

    总的来说，在研究对象上应该坚持宏观整体研究和微观个案研究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以来同中国文化的碰撞和融会、对其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及总体趋势，有必要作一种鸟瞰式的把握。撇开这个方面，就将丧失整体坐标，脱离宏大历史语境，进而有可能迷失于细节，使所有微观研究和个案考察失去参照。当然，微观个案的研究也不可忽视。例如，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甚至几年、几十年、一百年历史节点的单独考察；对经典著作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里程碑式的代表作进行深入的个案剖析，“以小见大”，透视和折射丰富的蕴涵；对典型人物的研究也应受到高度重视。例如，可以将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和宏大背景下，加以审视并做专门探讨。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毛泽东的意义早就超出了个人的范围，从某种意义上讲，读不懂毛泽东，就读不懂中国，也读不懂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我们既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元素，也能够体会出传统文化的某些因子。在内容方面，毛泽东思想中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等，也有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成分，如强调伦理至上的诉求、人民本位、践履的优先性、人的意志力等等。在形式方面，毛泽东思想中有马克思主义的叙事方式，如翻译过来的一系列术语，也有传统文化所特有的表征方式。当然，毛泽东是用中国语言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以哲学为例，他更愿意用“实事求是”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立场，用“知行关系”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问题，用“一分为二”来指称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等等。但这些中国符号所表征的原理仍然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发生联系的过程，也是二者相互扬弃的过程。

    内容层面

    从研究内容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实践同理论的互动关系在于：实践总是特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理论也总是特定实践基础上的理论。从解释学角度看，理论的实践运用本身就是一种广义的解释活动。中国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在实践中运用它。因为引进马克思学说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能够奏效，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的西学各式各样，为什么单单马克思主义胜出？这绝非偶然。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实践的选择。这是第一个层面，即实践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外，历代中共领导人和学者们从理论上用中国的表达方式——包括语言的、文化的等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一系列成果，这是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层面都需要进行深入探讨：既要具体地考察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是怎么一步步地成为“中国的”，成为中国人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方式的；又要从理论层面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思想史及其内在逻辑。这两个层面又形成一种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不从理论上中国化，就无法来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脱离了中国语境中的实践活动，理论也无法真正达到中国化，甚至可能沦为一种与实践无涉的纯粹知识论建构，教条主义的致命错误恰源于此。这就从内容上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的双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