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学术】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必然面临着一个同中国本土文化相遇和融合的问题，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联系，构成了其中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传统在事实上早已发生了融合，但迄今尚缺乏学理上的阐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上的中国化进程都需要进行深入反思，这不仅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进程变得自觉的需要，也是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需要，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启示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就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从不同层面恰当地把握这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无疑是一项前提性的工作。

    方法层面

    从方法的角度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大致可沿着两个路径展开：一是“实证”，二是“虚会”。“实证”即“拿证据来”，它要求从文献学意义上看两种思想或学说之间有没有发生实际影响。思想史上新证据的发现，往往能够改变人们以往的认知，甚至部分乃至全部地改写思想史。所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接受史的实证研究，具有基础的地位和意义。“虚会”则主要着眼于学理层面，无须经验证据或考据学意义上的联系，而仅仅从逻辑可能性上看不同学说之间有无契合之处。事实上，一种思想对另一种思想的影响往往缺乏直接证据。譬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必然要经过中国人的解读，其结果便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更多的是通过集体无意识这一种族记忆来影响诠释这一过程和结果的，它甚至未经反省就作为一种先行有效的背景或期待视野，构成不可剔除的重要变量，经过矫正和过滤，被解释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已然带有了中国的味道。再如，时势的影响提供了对于理论的选择偏好和历史语境，这些因素都是无形的，甚至不着眼于历史的长时段就难以看清。诚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这种时代氛围对于理论选择的决定性影响，也往往难以找到直观证据。就思想家本身而言，时代的诉求未必是自觉地发生作用的；时代与思想的内在联系往往是潜在的，甚至是无意识地发生的。但作为反思，我们的研究却必须把这些影响自觉地揭示出来。还有，不同思想间的彼此影响往往是隐性的，以非学术方式发生的文化意义上的影响尤其如此。一个人究竟读了谁的书，又受到哪些影响，才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往往缺乏直接证据。试图还原到原初事实上去，以支持某种论断，其局限性甚大。所以，我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于“虚会”。只要在义理上讲得通，而且已经遇到的事实同义理不发生矛盾，就具有合法性。直接证据固然非常重要，考证绝对是一个不能无视的前提，但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缺乏一个先验框架的话，不同事实之间的联系便无从建立。因为正像休谟所提示的那样，“此后”并不等于“因此”。总之，在研究方法上，应采取宽容态度，达成实证与虚会的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