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里茁壮拓殖的《野草》

□ 缪立新

    金山网讯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人荟萃，一千多位知名作家、艺术家和其他学者、知名人士齐聚桂林。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作为桂林“文化城”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坚，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国新闻工作者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等各种进步文化团体，开展轰轰烈烈的救亡文化运动，为抗战文艺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0年8月20日，中国文学研究会在桂林创办了《野草》月刊，夏衍、秦似先后主编，孟超、聂绀弩、宋云彬等参加编辑，1943年6月出至第5卷第5期，因遭国民党对进步文化实行禁锢政策而停刊。

    刊名《野草》，既是野草的坚毅品格自况，也寄寓了办刊宗旨。秦似在创刊号上《野草（代发刊词）》中，以曲折的形式表达了《野草》的办刊宗旨和编辑方针：“它只希望给受伤者以一个歇息的处所，让他们退到野草里，拭干伤口的血痕，再躺一会。如果因疲倦而至于饥饿，则掘几把草菇，也聊胜于无。虽然没有维他命，更不能同时作药，倒是可以恢复一些元气，再作战斗的。至于原本就很健康的人，自然也可以到这原野上来呼吸一些苍葱的气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虽然孕育于残冬，但茁壮和拓殖却必须在春天的。”后来，秦似在《忆<野草>》中回忆说：专登短小文章，亦即杂文，宣传抗日，反对腐败，针砭时弊，向往光明，想通过重重钳制和严密的文网，发出几声呐喊和呼号，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大后方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挣扎、斗争和希望。夏衍曾在《复刊私语》中说：《野草》创刊之时，正值皖南事变前夕，那时“正是与黑暗交错的时候，我们明白地看到和感知到了不远的光明，但是我们也无法闭上眼睛不看到眼前的黑暗。是这么一小群不甘沉默而又不肯阿谀的人，于是我们就在绵密的文网中钻寻一个小小的罅隙，曲折迂回，替苦难的人民传达出一丝呻吟和诅咒”。

    《野草》的主要特色在于提倡并大量发表短小精悍的文字、明快犀利的笔调反映抗战前后的社会风貌，杂文、时评为其特色，兼登短篇创作、评论和翻译，矛头对准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和卖国投降政策，表面上看起来火药味不太浓，甚至有些文章表面看来还有点“软”，其实这样做是为了与那些专门发表卿卿我我、五花八门的“软性杂志”相抗衡。所刊登的文章中，既有尖锐地揭露、抨击国统区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表达人民要求团结抗战、自由民主的愿望，也有对周作人、张资平、陶希圣等叛国投敌行径，进行揭露和谴责；还有对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战国策派，进行分析和批判。《野草》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在“软性”的文章中藏几根讽刺性的“骨头”，寓政治风云于社会风月之中，给当时社会和文坛带来了生气，在当时的国统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1年，国民党封闭了桂林书店，《野草》刊登了聂绀弩的《韩家的药店》这篇轰动桂林文化城的文章，此文借古讽今，鞭辟入里，锋芒犀利地揭露了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说出了人民的心声，使当局恨得咬牙切齿又抓不到把柄，真正起到了文学的战斗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时非常重视《野草》，嘱人每期寄给两份。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重庆两次叫人转达他对《野草》编辑方针的意见，强调要注意斗争方式，在斗争中保存自己。正因为《野草》的编辑们执行了周恩来的指示，才能在险恶的环境中出版了两年多。

    《野草》是在黑暗中萌芽、成长的，他不仅留下了著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田汉、艾芜、周钢鸣、司马文森、黄药眠、胡愈之、林林、欧阳凡海、何家槐、荃麟、秦牧、以群等驰奔的足迹，更有青年作者短小精悍、明快犀利的文字。他除了刊登杂文外，发表的一些小说、戏剧、漫画与木刻作品也因其“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的锋芒姿态显得尤为突出。他虽然是一本综合性刊物，但对杂文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与上海“孤岛”的《鲁迅风》可称为双子星座，因为他们发展了鲁迅杂文的艺术传统。